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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鲁迅收藏的汉画像《车马出征》拓片

  鲁迅一生的收藏涉猎广泛,造诣很深,收藏数量最多的是古旧书籍。鲁迅在青年时期,就节衣缩食购买书籍。留学日本时,喜欢逛神田町旧书摊,购买了大量古旧书籍。1912年到北平担任教育部佥事以后,鲁迅住在宣武门外琉璃厂附近的绍兴会馆,琉璃厂的书肆和碑帖店铺是他流连忘返的地方。《鲁迅日记》记述了他的购书情况,如:1912年5月12日下午至琉璃厂,历观古书肆,购傅氏《纂喜店丛书》;21日晚散步宣武门外,以铜元十枚得二花卉册;25日下午至琉璃厂购《李太白集》、《观元量寿佛经》、《中国名画》。在北京生活的10多年中,鲁迅到琉璃厂去过480多次,其中1916年最为频繁,多达80次。鲁迅每年都有专门统计购书的“书账”,自1912年5月至1936年10月17日(病逝前两天)的20多年时间里,他先后购买了14000多册图书,共支出10913.65元,每年购书费用约占全年收入的五分之一。鲁迅所买的书籍数量之多、范围之广,令人惊叹,其中,他所收藏的清代道光十四年临海宋氏重刻本《台州丛书》20册中,经他亲手抄补的达4册另8页,现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但是,鲁迅的藏书中没有宋元善本,他收藏目的主要是为了研究,所谓藏以致用。鲁迅的考古、收藏活动与写作生涯是互相渗透的,他编辑、校订出版的《嵇康集》、《唐宋传奇集》与编写的《中国小说史略》等,都是他收藏、研究古籍的直接成果;他的许多杂文、随感录,也与其收藏经历与鉴赏经验有密切关系。

  鲁迅研究碑帖非常严谨、缜密而深邃,他对碑刻拓本进行大规模的收集、抄录、编目是从1915年开始的。鲁迅抄书的数量,保守的统计,字数可能在100万字以上,仅1915年至1918年,抄录古碑一项就达790种、近2000张,甲骨文、金文、真、隶、篆、草各种字体,他都摹写得惟妙惟肖。鲁迅曾对自己所收集的大量秦以后的金石碑帖进行整理,编辑了《俟堂砖文杂集》、《六朝造像目录》、《六朝墓志目录》等,并写下大量考证文章。鲁迅对“大字之祖”《瘗鹤铭》颇感兴趣。《瘗鹤铭》原刻在镇江焦山石壁上,后遭雷击崩落于长江之中。鲁迅对《瘗鹤铭》作了大量的考证和研究,首先是搞清碑的尺寸、字的布局和形态、碑的现状和所在的地方,并进行认真的校勘和补缺;再将碑的现状像摄影一样加以描摹。鲁迅根据字的大小,对《瘗鹤铭》文字顺序作了排列,认为“高约一丈三尺,广八尺。十三行,行二十三至二十五字”。他又参考了收藏的版本,补齐缺字,使之笔意相连,同时纠正了当时的权威著作《金石萃编》对《瘗鹤铭》的误判。鲁迅认为,焦山复原的碑刻的位置并不科学,它是根据《金石萃编》的记载所定,“铭石高八尺内”,这同其所描述的“行约二十至二十五字”自相矛盾,因为根据实际行距只能写十八九个字而已,无法容纳“行约二十至二十五字”。鲁迅对碑刻的校勘,令人信服。

  汉画像石刻是汉代人雕刻在墓室、祠堂、石阙上的壁画,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石刻艺术,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被誉为“绣像的汉代史”。可是上世纪30年代,国内除极少数研究者外,汉画像还“养在深闺人未识”。而早在民国初年,鲁迅就敏锐地认识到了汉画像石刻的重大价值,并有意识地开始收集整理汉画像石刻及其拓本,乃至倾注了毕生精力,最终成为汉画像拓片的大收藏家。1913年9月11日《鲁迅日记》记载:“胡孟乐贻山东画像石刻拓本十枚。”此后,鲁迅常常漫步北京琉璃厂、小市搜集购藏,并时常托友人代购。据统计,自1913年至1936年,鲁迅所购刻石画像的拓片达6000多种,其中汉画像拓片696幅,包括山东362幅、南阳292幅、四川39幅、江苏甘肃3幅,这些拓片不乏精品,少数拓本更是罕见的珍本。1935年11月15日,鲁迅写信给台静农:“我陆续收得汉石画像一筐,初拟全印,不问完或残,使其如图目,分类为:一、摩崖;二、阙、门;三、石室、堂;四、残杂此类最多。”但是,鲁迅在收到最后一批南阳汉画像拓片的两个月后,便与世长辞了,因而选印汉画像计划,未能得以完成。直到1986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由北京鲁迅博物馆和上海鲁迅纪念馆共同编辑的《鲁迅藏汉画像》,才完成了鲁迅的遗愿。《鲁迅藏汉画像》精选的数百幅汉画像都是原件影印,有的还有鲁迅所作的简单注解,说明此汉画像拓片来自何地,或标明出土时画像在墓中的方位。如山东《肥城孝堂山郭氏石室画像》旁,鲁迅注为“第四石”,这幅石刻祥云缭绕,龙鳞排列自然,构图严谨,线条流畅,精美无比,堪称一绝。又如《山东沂水画像》旁,鲁迅注为“沂水汉画像”,这幅石刻气势非凡,人物神态栩栩如生,战马长啸,战车奔驰,整个画面洋溢着强烈的动感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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