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网|中国网络电视台|网站地图
客服设为首页
登录

更多 爱西柚推荐

视频专辑热播榜


首播

重播

    四院鸟瞰图,当年北大中文系所在地(北大档案馆提供)。

    西南联大中文系1946年师生合影(北大档案馆提供)。

    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1957年毕业合影(杨铸提供)。

    沈从文在昆明(1938年,选自《沈从文全集》)。

    1910年—2010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建系100周年。作为中国最早的中文系,其建立标志着中国语言文学开始形成现代的独立的学科。中文百年变迁,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创办肇始 不是重要,而是人才多、花钱少

    新京报:1910年3月31日京师大学堂成立的“中国文学门”,是我国最早的中文系。在西方现代大学的学科中,法学、医学和神学是三大最古老的学科,那么中国现代大学创建中文学科的初衷是什么?

    陈平原:晚清提倡“新教育”者,一开始并没把“中国语言文学”作为相关诉求。时人普遍贬考据、辞章、帖括为“旧学”,尊格致、制造、政法为“新学”,教育改革的重点在“废虚文”而“兴实学”。

    新京报:可“文学教育”最终还是进入了改革者的视野,为什么?

    陈平原:因为不管是举人梁启超,还是大臣张百熙、张之洞,一旦需要为新式学堂(包括大学堂)制定章程,只能依据当时的译介略加增删。而西人的学堂章程,即便千差万别,不可能没有“文学”一科。于是,不被时贤看好的文学教育,由于大学堂章程的制定,居然得以“登堂入室”。

    新京报:有点阴差阳错的味道。

    陈平原:对比晚清三部大学堂章程,不难感觉到文学教育的逐渐浮出。1898年的《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开列十种“溥通学”,十种“专门学”。前者“凡学生皆当通习者也”,故有“文学第九”之列;后者培养朝廷亟须的专门人才,故只有算学、格致学、政治学(法律学归此门)、地理学(测绘学归此门)、农学、矿学、工程学、商学、兵学、卫生学(医学归此门)。也就是说,“文学”可以作为个人修养,但不可能成为“专门学”。

    新京报:问题在于“文学”还是成了一门“专门学”。

    陈平原:因为在1902年,张百熙奉旨复办因庚子事变毁坏的大学堂,并“上溯古制,参考列邦”,拟定《京师大学堂章程》。此章程对“功课”的设计,比戊戌年间梁启超所代拟的详备多了,分政治、文学、格致、农学、工艺、商务、医术七科。文学科又有经学、史学、理学、诸子学、掌故学、词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学等细目。将“词章学”列为大学堂的重要课程,不再将其排除在“专门学”之外,总算是一大进步。

    新京报:是什么原因让“文学”从“专门学”变成了一门重要学科?

    陈平原:第二年,也就是1903年,张之洞奉旨参与重订《大学堂章程》,规定大学堂内设经学科、政法科、文学科、医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商科等八个分科大学堂(接近欧美大学里的“学院”)。

    其中,文学科大学分九门:中国史学、万国史学、中外地理、中国文学、英国文学、法国文学、俄国文学、德国文学、日本国文学等。不用说,后五者纯属虚拟。与中国文学门从课程安排、参考书目到“文学研究法”都有详尽的提示截然相反,英、法、德、俄、日这五个文学专门,均只有不着边际的寥寥数语。单有设想不行,还得有合格的教师、学生、校舍以及教学资料。1910年京师大学堂各分科大学正式成立,其中有虚有实;中国文学门之所以步履比较坚实,不是因为它格外重要,而是因为我们这方面的人才很多,而且花钱较少。

  学科初衷 担心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失落

    新京报:当时设立中文系的初衷是什么?

    陈平原:设立中文系的“初衷”是什么,这很难说。到底是根据“上谕”、“章程”,还是主持其事者的论述?一定要说,我推荐张之洞的思路。

    1903年,晚清最为重视教育的大臣张之洞奉旨参与重订学堂章程,“参酌变通”的指导思想,在同时上呈的《学务纲要》中有详细解释。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强调“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以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著称的张之洞,强调“中国文辞”不可废弃,与其说是出于对文学的兴趣,不如说是担心“西学东渐”的大潮过于凶猛,导致传统中国文化价值的失落。

    新京报:经过一百年的发展,目前的中文学科体系是否完善,与初衷是否一致?

    陈平原:历经百年的演进,中国文化依旧屹立,而且时有创新,并没有因西学输入而失落,这点很让人欣慰。

    而中文系的教学与研究,虽说以我为主(这是学科性质决定的),但从一开始,就有“世界史”、“西洋文学史”、“外国科学史”、“外国语文(英法俄德日选习其一)”的课程设计。

    至于学科体系,不用说大家也明白,不可能永远停留在晚清照搬西方及日本学校课程表的水平。

    新京报:能否举例说明一下?

    陈平原:我曾举过一个例子,1915—1916年京师大学堂“中国文学门”的课程总共有九门:中国文学史、词章学、西国文学史、文学研究法、文字学、哲学概论、中国史、世界史、外国文;而2009—2010学年第二学期北大中文系开设的研究生课程,总共是57门。课程并非越多越好,我们正在自我评估;但这起码说明一点,所谓“学科体系”,不可能一成不变。

    新京报: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大学里的中文系都“升级”为学院,包括专业设置也不统一。

    陈平原:今天中国大学里,很少有像我们这样依旧还叫“中文系”的,绝大多数都升格为“文学院”或“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了。这是自我定位的问题,无所谓好坏。之所以选择相对保守的路径,与我们定位于精英教育有关,本科生80%进入中外各大学的研究院继续深造,不适合做“短平快”的设计。

  中文价值 要产生影响社会进程的“思想”

    新京报:中文学科这一百年,最大的启示是什么?

    陈平原:我不只一次提及,不能将我们的中文系跟国外著名大学的东亚系比,人家是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我们是本国语言文学研究,责任、功能及效果都大不一样。

    作为本国语言文学的教学及研究机构,北大中文系的独特之处在于:我们除了完成教学任务,还有效地介入了整个国家的思想文化建设。这是一种“溢出效应”。也就是说,我们的教师和学生,不仅仅研究本专业的知识,还关注社会、人生、政治改革等现实问题,与整个国家的历史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这个传统,在我看来,永远不能丢。

    新京报:这一观点基于什么考虑?

    陈平原:我们要出容易获得承认的学科体系内的科研成果,也要出不太容易被承认的跨学科著述,还希望出不怎么“学术”但影响社会进程的“思想”。这就需要一种开阔的视野以及从容淡定的心态。

    新京报:恕我直言,现在这种心态已经是非常罕见了,是不是有点理想化?

    陈平原:我承认,这一追求,跟目前的评估体系不太吻合,会有很多遗憾。到底是“快马加鞭”好,还是鼓励“十年磨一剑”,我相信老大学的著名院系都面临这个问题。

    当领导的,顶住压力,给老师们创造尽可能宽松的学术环境,前提是,同事大都认同这一理念,且自觉地奋发图强。若不是这样,外无评估的压力,内无奋斗的动力,回到吃大锅饭的时代,注重“人情”而不是“学问”,那也很危险。

    新京报:一直以来,社会上包括高校内都以“万金油”来形容中文系科,您同意吗?

    陈平原:称中文学科为“万金油”,大概是指其适应面广,专业性不强。这大体属实,但并非缺陷。

    文革前,中学生就算“知识分子”;现在呢?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大众化,大学生毛入学率(即同龄人中能够上大学的人口),1998年是10%,现在是25%,教育部定下目标,2020年达到40%。这种状态下,我们反省本科教育的专业化程度到底应该多高。

    在我看来,有些技术性的活,岗前培训就行了,根本用不着念四年;有些高深的学问,到研究院再学,一点都不迟。像中国这样,高中就开始文理分科,而且本科阶段就设商学院、法学院,我以为是不妥的。

    新京报:你认为大学应该怎么学?

    陈平原:大学四年,能获得人文、社会或自然科学方面的基本知识,加上很好的思维训练,这就够了。

    问题在于,在中国,大部分人还是把“上大学”等同于“找工作”。假如有一天,念大学和自己日后所从事的职业没有直接对应联系(现在已经有这种趋势,尽管不是自愿),我相信,很多人会同意我的看法:了解社会,了解人类,学点文学,学点历史,陶冶情操,养成人格,远比过早地进入职业培训,要有趣、也有用得多。

    这样来看中文系、数学系等基础性学科,方才明白其在本科教育阶段的作用及魅力。

    新京报:有数据表明,现在每年报考中文的学生逐年呈下降趋势,报考北大中文系的学生人数(主要指本科生)也下降吗?是中文系科的问题,还是社会发展的问题?

    陈平原:这个问题本不想多说,你既然追问,我如实汇报:托北大这块金字招牌的福,我们的本科招生情况很好。最近三十年,北大中文系没有扩招,一直稳定在80至100人,视每年考生水平而略为上下浮动。今年情况尤其好,最后录取了106人。本来我们在京计划招收5人,可录取线上共有27人报考,最终录取了13人。

视频集>>

热词:

大片放映厅|电影库|高清美图|热辣资讯|新片速递|精品栏目|电影滚播电影台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