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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征开始之前,博古和李德曾经考虑让毛泽东留在江西老根据地,哪儿也不准去,使中央从此甩掉这个“包袱”。

  当年在赣南中央苏区的博古和李德,一个是中共中央“一把手”,一个是国际钦差“太上皇”,不仅处于中国革命和党政军权力的顶峰,也是他们个人历史上最为显赫辉煌的时期。与此恰成反比的是毛泽东,他艰苦创建了中国第一块最大的革命根据地,带出了第一支最强的工农红军,又为中央领导机关提供了安身地和保护神,得到的回报却是正过着自己一生中挨批最狠、受压最重因而最倒霉、最憋气的日子。他作为“右倾机会主义”、“游击主义”、“富农路线”等的总头头,早已成为“控制使用”的“靠边站”干部,至多是个党内的“统战对象”。仅仅由于苏区军民还他这个“党代表”、“总政委”和“毛主席”,国民党又特恨最怕他这个“匪首”、“贼酋”,才给了他一个“加里宁”式的苏维埃主席空职,保留着党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虚衔。在博古、李德当权执政时,他只能挂在一边呆着,即使偶尔被通知来参加中央的某个会议,也常常是陪坐末位看人家“唱戏”。但是他并未真的完全沉默,李德回忆说当时“博古已经听到一引起谣传,说毛泽东向他(在)军队里的追随者提出的口号是‘口头上服从,行动上反对’”。认为毛泽东正在行使韬晦之计。结果毛泽东越是不动声色,博古等却越是不敢大意。因此博古等人见到毛泽东就有点发憷,总不愿他在自己近旁身后呆着,还一度想使其“调虎离山”。

  就在毛泽东因为“健康原因”难以经常参加中央高层活动时,博古和李德策划真实性“照顾”一下毛泽东,给他一次出国“待遇”,让他到苏联治病疗养去,把这个“不安定因素”送得远远的,免得总是在跟前使人防不胜防。假如毛泽东去了外国,放在王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眼皮底下“监护”起来,就成了被压在五行山下的“孙猴子”,不仅再也翻不了天,还可能将他“改造”一番,从此“皈依”国际路线,博古和李德对自己的设计十分满意,为此与国际执委会积极联系力图办成此事。也许莫斯科没有搞清他们的意图(有些话事实上也不能见诸文字),或者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竟没有接受博古、李德的“好意”。国际执委会复电说,现在苏区内正是反“围剿”的紧张时期,大家都应坚守阵地,不应让毛泽东离开根据地,因此不同意他去苏联养病。结果使博古、李德计划落空,但却使他们别有所获。

  共产国际不是不同意毛泽东离开根据地吗?现在正好,遵照国院指示,就不让他走。让毛泽东和瞿秋白、何叔衡他们一起留下来,蹲在老苏区,哪儿也不准去,使中央从此甩掉这个“包袱”。博古和李德的这个意图及其“另册”上的人员名单,当然是绝对机密,当时毛泽东本人又在于都等地布置和检查地方机关的转移工作,竟不知道自己并无转移“资格”。他回瑞金时曾经为瞿秋白和王稼祥能够随军转移,特地去找过甚至求过博古,并且为王稼祥争取成功,竟没想到自己会如何。直到转移出发前不久,毛泽东的警卫员见别人都去供给处领取行军所需的布鞋、草鞋、绑腿、背包带和马袋子以及过冬的棉军衣等各种装备物资,他也去为自己的首长及自己照领一份。哪知供给处的同志在应发以上物品的随军转移人员名单上,怎么也找不到毛泽东的名字,这才发现这位中华苏维埃主席和中央苏区、中央红军的创建者,已经和瞿秋白、何叔衡等“老弱病残”者一样,被博古、李德列入将被甩掉的“包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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