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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进行残酷斗争的政治集团或军队,能侦察对手并保卫自己才有获胜的前提,即如同《孙子兵法》所阐述的基本准则──“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便在白色恐怖下面临着追杀围捕,若不建立情报侦察和内部除奸保卫工作,生存是不可想象的。从大革命时期至土地革命初期开始,周恩来等人便领导组建了对敌侦察和党内保卫机构,同时从一开始便规定严禁恐怖活动及不得在党内相互侦察,使中国共产党的情侦保卫工作从一开始便在正确原则指导下发展,并同苏联那种错误的情报工作原则划清了界限。

  对敌设眼线并建立“红队”健全外侦内防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的保卫工作,首先体现为敌对营垒中建立情报关系。从1921年建党后的两年多时间内,党的组织只建在知识界和部分工人区,党员只发展到几百人,没有武装也没有保卫机构。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后,中共在国民党控制的广东省内终于有了合法存在和发展组织的条件,建立了少量军队和工农武装,不过也引来了国民党右派的妒恨。1925年8月,主张联共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右派刺杀,据受伤被捕的刺客交待下一步还要暗杀共产党,由周恩来、陈延年领导的两广区委就此感到有必要建立侦察保卫组织。当时周恩来安排在黄埔军校任职的陈赓等人要掌握一些武装保卫力量,并开始在国民党内建立一些提供情报的内线。

  进入1926年以后,随着党的力量大发展和北伐战争开始,中共中央又派遣陈赓和在上海工运中打出些名气的顾顺章前往苏联,学习情报和保卫工作的经验,准备建立自己相应的组织。同年末中共上海区委组织工人准备武装起义时,又从秘密的工人纠察队中挑选有战斗精神并精明强干的人员,建立起俗称“打狗队”的“红队”,担负起保卫中共中央领导人和惩处工贼的任务,确保了陈独秀、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安全,并保证了工人武装起义的成功发动。不过此时对国民党反动势力的侦察工作还很不健全,如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前,虽事先有内线报告国民党要密谋采取“清共”行动,却缺乏其核心层的决策情报。中共中央负责人面对零零星星获得的一些警告,又缺乏分析能力和紧急应变的决心,结果在上海、广州等地的党组织都遭到突然性的搜捕袭击而损失惨重。

  1927年5月,从上海脱险的周恩来到达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汉,吸取前一段的教训,为保卫中央安全建立了“特务股”(后称特科),在各处建立内线,及时了解武汉国民政府及其属下各派军阀的动向,并为中央组织了精干的武装保卫人员和秘密交通网。汪精卫在武昌召开反共会议后,中共中央便马上掌握了这一情报,主要负责人都能迅速隐蔽疏散。

  当时的形势逆转,又造成部分党员理想信念动摇,加上国民党对共产党主要领导人悬赏5万至8万银元,一些追求享乐和腐化的动摇分子便向敌告密甚至充当内奸。如上海“四一二”政变后有些想叛变的人找到地下党组织进行敲诈,声言若不给钱便去告密。主持上海地下党工作的赵世炎得知后马上通知绝不能给钱,应立即斩断与他们的关系,如果实在避不开便派“打狗队”消灭这些叛徒。随后赵世炎本人就因叛徒出卖被捕牺牲,这一惨痛教训说明在当时党内建立除奸保卫工作显得格外重要。

  1927年8月中共中央由武汉迁回上海,11月周恩来从广东回沪后又重组了中央特科,翌年春周恩来又亲自主持了特科人员培训班,指派从苏联学习过“格别乌”(即“契卡”的后继)工作的陈赓、顾顺章等人授课。特科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三人领导,实际由周恩来主持,分为一科科长洪扬生主管总务、二科科长陈赓主管情报、三科科长顾顺章主管“红队”、四科科长李强主管通讯。各科人员都很精干,如三科即“红队”起初只有十几人,靠4支手枪严惩叛徒就威震上海滩。

  惩处内奸却不许搞党内侦察和恐怖活动

  中共中央特科刚展开工作时,党内便出现了一起叛徒出卖领导人的重大事件。1928萘年4月,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罗亦农在租界被捕并引渡给国民党当局杀害。中央特科内线很快查明,这是担任中央秘书和接待的何家兴、贺芝华出卖所致。这对夫妇从德国、苏联学习回来后经常出入灯红酒绿场合,组织发给的每月几十元生活费自然无法满足奢华需求。贺芝华便利用接待之机偷记下上百名领导人住址,随后到租界巡捕房表示愿以5万美元和出国护照出售此名单,并先说出罗亦农的地址,待捕捉验证确实后再做下一步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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