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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之孙朱和平大校讲述爷爷往事

发布时间:2010年11月17日 16:31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

    在空军某研究所的所长办公室里,记者见到了朱和平大校。朱和平书柜里有一张50年代的巴掌大的朱德绣像被细心裱在金色相框里,落款是河南某小学送给敬爱的朱爷爷。今年是朱德元帅诞辰120周年,为了配合这一重要纪念日,朱和平一家7月6日会去给爷爷朱德扫墓。“爷爷离开我们30年了。我还时常想起,6岁那年站在北戴河海边,死活不敢下水,爷爷对我伸出手说:‘和平,大胆些!爷爷扶你!’”

    口述◎朱和平 记者◎葛维樱

  7月6日

    1976年7月6日中午13点半左右,天气闷热,北京医院四楼,我和爷爷的警卫员、秘书及兄弟几人正在吃午饭,走廊里忽然响起凌乱的脚步,医生走进来说:“不好,快过去!”我扔下饭碗进去的时候,看到奶奶康克清被我母亲和护士扶着站在床边,病床上的爷爷已经进入弥留状态,血压计的水银柱每10分钟就下降一些,心电图的波动逐渐变小。14点27分,爷爷呼吸停止,15点01分,心脏停跳。

    从入院到离世,只有9天,相伴爷爷47年的奶奶完全没有思想准备。不仅是亲人们,跟随爷爷多年的工作人员也没想到会这么快。秘书趁这几天还给家中换了个浴盆,浴室地板太滑了,换个矮浴盆,将近180斤重的老爷子也方便些。在我的记忆中,那天家人的感情淹没在巨大的哭声中,哭得最厉害的是警卫秘书,奶奶只是扶着床边,表情非常痛苦,可是太悲伤反而不能一下释放出来。

    半小时后奶奶被送到隔壁的房间休息。我们连新衣服都没来得及给预备,我和警卫员李延良回家找衣服。爷爷有一套多年的中山装,还算新,是接见外宾才穿的,还有一套半旧的毛衣毛裤。从头到脚没有新的说不过去,我们去红都时装店给他买了一身衬衣衬裤,米黄色榨蚕丝的。对所有后事的处理,我家人都配合中共中央治丧委员会的安排,只有一件事提了异议,爷爷的仪容整好后,我们和奶奶去看,奶奶流着泪看了半天,半晌才悄悄问我,“你看爷爷的妆是不是有点重啊?”化妆师解释说还要上电视,灯光一打就看不出来了,我们心里觉得本来爷爷脸色挺好的,这个妆看着有点重,但还是服从了安排。

    对于我们家人,最痛苦的记忆是爷爷火化的那一天。一直到送进火葬场,最后看一眼爷爷的时候,我们再也忍不住眼泪和悲痛,放声大哭。骨灰盒是我抱出来的,奶奶伸出双手捧过来,脸颊贴着骨灰盒,闭上眼睛轻轻摩挲了很久。

  爱与亲情

    我8个月大就开始在爷爷奶奶身边生活,20多年里我从来没见过奶奶这样的深情。在我的印象里,奶奶对爷爷更多的是敬重和体贴。从陕北时代开始,奶奶一直称呼爷爷“老总”,而爷爷则叫她“克清”。17岁的奶奶第一次见到43岁的爷爷的情景,多年后被她写在了一封信的开头:“我记得,在离开我家一百多里的地方,第一次看见你,使我觉得你――红军的总司令――是一个极其平凡的人,平凡得像一般农民一样。当时我很奇怪。其实那正是你伟大的特征。”当时对红军总司令的爷爷怀有单纯崇敬的奶奶,用史沫特莱的描述:“是一个骨骼粗壮的农村姑娘,枪法高明,骑术高超,自己领导过一支游击队,把受伤战士背在身上,大手大足像个男人。”所以,奶奶在回忆录里提到过,当“朱总司令”来到她的面前,说出“我很喜欢你,觉得你泼辣大胆”的时候,她曾用“苦恼”形容自己的心情,她告诉曾志,“论年龄、水平和地位,我和朱军长差得太远”。

    奶奶曾经总结两个人的感情历程,“我们相互间的真正了解、相互体贴和爱情是在结婚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

    解放后奶奶在东四负责妇联的工作,每天下班第一件事就是给我们洗澡,她不像邓颖超、史良她们,留过洋,受过高等教育,她更像一个平凡的家庭妇女,除了工作,就是照看孩子和丈夫。小时候我最淘气的一件事就是爬上了毛泽东的菊香书屋的房顶。家里奶奶教训我们,该骂就骂,该打就打,不过我们还是不怕她,真正怕的是爷爷。爷爷老是讲一堆道理,从没见过发火骂人,却自有一种服人的气度。

    我们朱家进中南海先后居住过三处寓所,含合堂、永福堂和西楼。我进去时住的是永福堂,离毛泽东很近。很快中南海就修建了新式建筑西楼大院,我们居住的乙楼,楼外有一片花棚专养兰花。爷爷爱兰花有传说是因为牺牲的妻子伍若兰,他很懂得养兰之道,出差喜欢亲自上山采兰草。他常说:“兰花有自己的个性,讨厌浓肥大水,一定要顺着它。否则,轻则不开花,重则枯黄而死。”乙楼的一层是孩子们和值班秘书住,二层4间房,老两口各有一间卧室,一间办公室。我童年快乐的回忆都是在这个家里。俄式的房子又高又阔,非常舒服,爷爷住的二楼有个大平台,夏天晚上他喜欢在那接待客人。“文革”以前,陈毅、叶剑英、刘伯承这些老帅常常来和爷爷下棋,都像孩子一样,为了悔棋大声笑闹,只有爷爷像个长辈,总是笑呵呵地看着,从不大声讲话。

    这时期的朱家,是中南海最热闹的大家庭。除了孙子外孙,爷爷委派亲戚从老家子侄中带了10个人来北京,供他们吃饭读书,常客还有孙维世(她是爷爷第二任妻子的侄女)、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和任弼时的孩子等。这一大家子人吃饭的场景在中南海很不常见,要摆两张桌子,陈毅的女儿形容“其乐融融,感动人心”。这也给我家造成了不小的家庭负担。爷爷奶奶一个月合起来能拿700块钱,但是孩子最多那几年里每个月基本上都剩几毛钱。我还保留了朱家详细帐本,清楚记着“米面菜水果167.8元,朱春元看病1.62元,买鞋油两盒0.6元,朱和平大灶吃饭扣炊事费1元”。尽管生活俭朴,奶奶还是展露出生活情趣。我们这些孩子的衣服用品包括礼物,全是奶奶亲自买的。除了必须品,她最喜欢小洋娃娃、12生肖摆设、扇子这些工艺美术品,我们家现在还存了一大柜子。

  受到冲击的家

    建国初期,爷爷走遍全国视察,出国访问,留下了许多搭着毛巾站在工地上,喜笑颜开的照片。1959年,庐山会议后,他每周基本上住在玉泉山,每天爬山到泉水边看书,并严格遵守自己的生活规律。我们这些孩子们都很喜欢那里的环境,但是玉泉山是属于爷爷一个人的空间,我们总是到周末会去陪他。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随着政治形势越来越严峻,爷爷反复召开家庭会议,叮嘱家人“不能参加帮派组织”。

    1966年冬,造反派冲进中南海西楼大院的时候,爷爷还在玉泉山。家中只有4人,奶奶、警卫员郭计祥、阿姨肖桂珍和我,我被奶奶关进一楼的房间里,听到外面的对话。

    “朱德一贯反对毛主席,是老右倾,你知道吗?”

    奶奶说:“我只知道朱德处处维护党的团结,维护毛主席。”

    “朱德最近作了检查,你为什么不同他划清界限?”

    奶奶说:“在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正常的,我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

    “滚出中南海”的口号震天,我在屋内心都收紧了。等他们离开,我走出来时,看到了满院的大字报。爷爷在第二天赶回来,看到大字报,他用拐杖敲打着地面:“除了朱德二字,剩下的简直一派胡言!”说完就上楼去了。周恩来随后赶到,他安慰爷爷,劝他先回玉泉山,暂时不要回来,但是爷爷再也不去玉泉山住了。

    1967年2月,我在中南海附近的府右街看到奶奶站在大卡车上,戴着高帽子,正在从南向北游街。我立刻躲在人群中,怕奶奶看到自己难过,一面止不住地流泪。但是奶奶回家后反而精神很好说,“我今天算经风雨见世面了!”由于周总理干预,原定在工人体育馆开的“批朱大会”被取消。3月,子女们全部被遣出中南海,我开始了住校生涯。以前我们都向往着考北大清华,但是“文革”开始以后,我对这些学校渐渐失去了兴趣,因为那是当时“造反派”最多的学校。偶尔我可以在西门传达室见见爷爷奶奶,也可以去妇联看望奶奶。我们见面时,他们常常耐心地听我讲述外面发生的一切情况,也非常关心其它中央首长家里的情况。老两口“文革”时只能偶尔照顾一下年纪小的我,其他的亲人很难顾及。我就讲讲外面的变化,邓小平、谭震林等首长的孩子们大多被安排在西便门附近住,我们偶尔也能见见面。1968年以后,年龄大点的很快就上山下乡了,我们是岁数最小的那批,在思想上也做好了准备,可是1969年居然分配工作了。我被分到首钢当工人。1969年10月,爷爷、董必武、徐向前等老同志被通知“疏散到外地去”,83岁的爷爷几经争取,终于带上了奶奶。两个人前往广东从化一家疗养院,从此离开了居住20年的中南海大院,再也没有回去。

    可以算作幸福的晚年

    1970年7月,爷爷奶奶回到北京,住进了万寿路“新六所”。8月22日,前往庐山参加第二次庐山会议。会上,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批评了陈伯达等人。从庐山回来,爷爷对家人说:“这次解决了陈伯达的问题,很好!他是政治骗子!”从爷爷的谈话中,我们感到他心情明显好了很多,他让我们和工作人员去中南海和玉泉山把东西搬过来,重新开始了晚年生活。我们家常年的保健医生顾英奇有一段回忆:“老总年纪大了,偶尔也会像个孩子。他的饮食一向很规律简朴,但有一次中午亲自跑到厨房对厨师说‘天冷吃羊肉可以补身’,晚上又去了一趟,问羊肉买了没有,自己还不好意思地笑。老总的体重增加了,也添了糖尿病,康克清要时刻注意他的饮食。有一次两个桃子摆在桌上,老总拿起来就吃,康克清连忙过去夺‘老总你不能吃这么多,见面分一半’,老总左躲右闪,故意让康转圈,旁边的工作人员都被两个人的玩笑感染了。”……我觉得70年以后爷爷奶奶的晚年生活可以算得上幸福了。

    1970年我瞒着家人在北京市宣武区武装部报名参军。“文革”开始后,一度停止征兵,1969年恢复,我问爷爷奶奶,他们不同意。爷爷的意见是:“你应该上学,做技术工作,现在发展工业,当工人有什么不好,总说当兵,我看你是想当官!”但我觉得当兵的机制好,淘汰竞争很激烈,适合男人去干。大学和工厂都那么乱,只有军队有发展。入伍通知下来后,爷爷的态度却和蔼起来,“咱们兵家出身的……你从小生活无忧无虑,应该锻炼”。奶奶更是亲自坐公交去火车站送我,“你爷爷怕惊动人,不然也来了”。我去部队以后,领导和同志们都很关心我,想送我上指挥院校。但是爷爷不同意,他认为,未来的战争是一场高科技战争,没有较高的科学技术水平和基础理论功底,是当不了指挥员的。我当时有点不理解,但还是听从了他们的建议。他们给我寄了许多书,主要是当时的高中教材。看到新的高中课本,我才知道自己的知识有多么落伍,于是开始拼命学习。特别是英语,我基本补上来了。1977年我考上了北京工业学院(北京理工大学)的无线电专业。这算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起点吧。

    1971年,爷爷又恢复了去北戴河渡假的生活。我恰好在北戴河当兵,可以常去看看。我们在北戴河见到了许多老一辈,也包括林彪一家。这个时期,陈老总来看望爷爷,两个人相见分外感慨。爷爷沉默良久,神情凝重一字一句地对陈老总说:“现在,我们这些人为了顾全大局,做出这样那样的容忍和牺牲,将来,许多问题都会搞清楚的。”那几天,爷爷精神特别好,陈老总也说了许多话。谁也没想到,4个月后,陈老总就去世了。我记得全家是9月12日回的北京,9月13日,发生了林彪坠机事件。

    1958年以后爷爷很少去军委办公厅,但林彪事件后,爷爷又抽空去军委办公厅和老帅们一起看电影。大家都知道,他是去稳定人心的。我印象很深,1972年除夕,家里又热闹起来,王震、王稼祥、廖承志带着家人来到我们家。爷爷看到大家,说了一句“你们头发都白了!”在场之人无不动容。此后,爷爷专门借中联部的礼堂,每个礼拜放电影给“文革”中受冲击的老同志和家属们看。邓小平的子女,陈云的子女,刘伯承家,任弼时家都是常客,我想这是爷爷为这些老干部们重新出来工作营造一种气氛吧。

    1973年,毛泽东和爷爷接见军委会议的领导同志们时,毛泽东公开讲起了“朱毛”的典故,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朱毛,朱毛,朱在先嘛……”还说到了给贺龙平反的问题。我们很少看到爷爷的情绪表露,但那天爷爷回来以后很激动,眼圈都有点红了。从那以后,爷爷参加了更多的工作,1975年又继续当选人大委员长。尼克松访华后,外宾也越来越多,爷爷的工作也越来越繁重。3月6日,爷爷在“新六所”的书房写下“革命到底”四个大字。爷爷是从来不写这种话的。他写的最多是毛主席诗词、他自己的诗歌,还有和董必武互相唱和的诗。这幅字当时就被奶奶拿去裱成条幅,爷爷去世后就挂在奶奶的书房里,她告诉我,后来才感觉到这个就像是爷爷的遗言。

    1976年

    奶奶在爷爷去世后向邓颖超提起“好好一个人,怎么就走了呢”是有原因的。对于爷爷的身体,早年流行着“刀枪不入”的传说。跟随他近20年的医生顾英奇说过:“朱老总身高1.69米,但是非常壮实,背很宽厚,虽然胖,但是肌肉量大。这么多年前线作战,连个疤也没有。”多年的早餐是一小杯酸奶,一个蒸鸡蛋白,一片烤面包——他的牙齿没掉过一颗。平时他周末带全家人爬香山,夏天一定是第一个到北戴河度假,最后走。爷爷游泳在第五海水浴场,他一个人带着游泳圈,向很远的地方游。直到1975年,89岁的爷爷依然坚持在北戴河消暑。上午10点和下午3点,涂上凡士林,他在海水里泡20分钟,还对身边的医生说:“明年我还要来游泳,晒太阳。”北戴河五浴场管理员小屋至今还挂着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1975年8月25日,水温:26摄氏度。”这是爷爷最后一次游泳那天的水温记录。

    尽管糖尿病、冠心病一直缠绕他,在我们心目中爷爷比许多同龄人硬朗得多。1975年7月,爷爷第一次出现四肢使不上劲的情况。当1976年1月8日,爷爷听到周恩来逝世的消息后,精神状态一下子变得很差。周总理每一次手术和病情进展都汇报给爷爷,却瞒住了周病重的消息。奶奶当天暗示他总理病情恶化,爷爷坚持说:“不会吧,他手术做得很成功,怎么这么快就恶化呢?”又像给自己信心似地说:“有那么多好大夫,不会这么快!”晚上8点,爷爷从收音机里听到哀乐时,惊呆了。他不相信,他看每个人的表情,看到大家都很痛苦,他才一下子哭出来。陈毅去世爷爷也哭了,但这回他完全不能自已,痛哭流涕,一遍遍地向身边的人讲述周恩来的故事……爷爷是1922年在柏林由周恩来介绍入党,最早结交的老朋友。遗体告别时,他用最慢的速度向周恩来敬了一个军礼,很久都不愿意放下。接着几天他不吃不睡不说话,一直瘫在沙发里,身体极度虚弱。到追悼会那天,爷爷早就让人准备好车,还准备了从来不坐的轮椅,他怎么也站不起来了。大家去搀扶,他的腿是软的。爷爷大叹道:“这怎么对得起恩来啊?”流着泪看完了电视转播的追悼会。

    医生顾英奇保持着一份详细记录。“1976年3月,老总开始使用轮椅,但还是能步行就步行,血压持续波动偏高,吃一点人参。5月偶尔犯心绞痛,其间两次因感冒住院,几天就康复了。直到6月25日,由于等待外宾时间过长而感冒,有点难受,但晚上还是让护士推着在院子里转,那天转完一圈要回了,他摆摆手,又多转了一圈。到26日早上,体温达37度,拉肚子。”医生都觉得不妥。“而且精神很差,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医生劝说爷爷住院,爷爷并不情愿,但还是住进了北京医院。“这时感冒已经转成肺炎了,肺部感染严重,要打庆大霉素,但是要伤害肾脏,20多个各地来的专家会诊的一致意见是,先控制感染。”奶奶这时才紧张起来,她对我说,听到刘湘屏(谢富治之妻)问医生“还能拖多久?”无论如何,我们还是相信医生们的。7月1号烧退了以后,爷爷还把秘书叫来问有什么工作,秘书让他不要再操心。我妹妹朱新华从学校赶来时,爷爷抬起身笑着说:“我们的大学生来了……”但是他很快就出现了严重的肾衰竭,排尿越来越少。紧接着全身脏器都衰竭了,7月5日排尿87毫升,爷爷陷入了重度昏迷。

    爷爷入院前,我一直就在家中,入院后听说没什么大碍,我准备先回天津看母亲后返回部队。晚上刚到天津,就接到了奶奶打来的电话,说爷爷病重,让我迅速返京并转告其他家人。爷爷过世后,奶奶将爷爷生前的储蓄20306.16元作为党费,以及一件白虎皮大衣都上交给了中央办公厅。出乎意料的是,爷爷给我留了一张存折,不知哪年哪月用我的名字存的,我们家从来没发过压岁钱,但是生日过节都有小礼物,这就算是最后的礼物吧。1992年,奶奶去世前,我趴在她耳边问是否与爷爷永远在一起,她听懂了,点了点头。

责编:王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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