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赞美诗——城市交响曲电影

张同道纪录片名人工作坊 纪实台 2011年09月28日 17:51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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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摄影机的人》既是维尔托夫对现代城市生活的感受，也是电影眼睛理论的实践。它采用城市交响曲电影的结构，追随一位摄影师记录城市生活的一天。清晨，摄影师乘车出发，拍摄行驶的电车、旋转的机器，这些象征力量、速度的元素同样构成影片的主体内容。

　　与《柏林》相比，《带摄影机的人》角度更加奇特，展示了前所未有的视觉新体验。为了寻找陌生化视角，维尔托夫的弟弟、摄影师考夫曼爬上高架桥、烟囱，仰卧在马车下、火车道上，甚至攀上火车，记录现代人在城市生活的新感受，另一架摄影机记录了考夫曼拍摄电影的过程。这种手法开辟了世界纪录电影史上的“自我反射”传统。

　　维尔托夫从小迷恋音乐和节奏，喜欢未来派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饱满地体现了未来派的特征：崇尚速度与力量，表现机器、钢铁和运动。未来主义美学也明确地呈现在维尔托夫的电影里，他自称是“电影里的未来派”。

　　在影片中，摄影机不再受主人的驾驭，而成为主动的艺术创作者。这是“电影眼睛”理论的具体呈现：摄影机摆脱了人的掌控，获得独立的生命。

　　考夫曼是本片的摄影师，也是电影的主角。他带着摄影机守候在城市每一个角落，见证隐藏在日常生活之下的命运变迁和生活真相。结婚、离婚、新生、死亡，这些传统俄罗斯艺术主题也出现在维尔托夫的电影里。现代与传统的交织，给这部城市电影注入了文化厚度。这是《柏林》所不曾触及的艺术主题。一年以后，苏联导演杜甫仁科的电影《土地》像《带摄影机的人》一样表现了死亡与新生。

　　与《柏林》的声色犬马大不相同，《带摄影机的人》展示了健康的娱乐，这是苏维埃国家新的审美风尚。忽然，运动的画面静止下来，原来这是维尔托夫的妻子——剪辑师斯维洛娃在工作。这幅由四个不同方向的运动画面组成的镜头是维尔托夫和斯维洛娃创造的特技，以此表达现代城市生活经验的复杂性、冲突感与速度感。维尔托夫创造性地使用分割画面、多重叠印、逐格拍摄等特技手法，刷新电影语言，探索新的表达方式。《带摄影机的人》展示了电影拍摄、编辑、放映的全过程，有意打破电影的封闭空间，留给观众一个多元开放的时空。

　　维尔托夫宣称《带摄影机的人》是“关于电影的高等代数”，它使用环环相扣的三重套层结构，第一层摄影机镜头——电影眼睛捕捉到电影拍摄、剪辑、放映的制作过程，而第二层电影制作过程和第三层电影表现的现实世界连同电影眼睛——摄影机一起出现在画面上，构成一种复合、多元的结构关系与开放观念。《带摄影机的人》在其诞生后的70多年里一直释放着精神能量。

　　《带摄影机的人》在当时的苏联受到批判，维尔托夫被苏联电影界指责为形式主义者。然而，它给维尔托夫赢得了国际声誉。甚至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也能感受到维尔托夫的影响。新感觉派小说家刘呐鸥拍摄了电影《持摄影机的男人》，片名明显来自维尔托夫。虽然电影手法幼稚，但影片拍摄的轮船、飞机、时尚女人、街上的游行队伍，却为那个时代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记忆。

　　就在《带摄影机的人》完成的1929年，维尔托夫最小的弟弟鲍里斯·考夫曼在巴黎偶遇年轻的让?维果，让?维果邀请鲍里斯做摄影师，拍摄一部电影。

　　维果在29年的短暂生命中只留下了四部影片，但他在法国电影史上却占有不容忽视的位置。他和鲍里斯合作的第一部影片《尼斯景象》是城市交响曲电影后期的代表作品。影片采用城市电影典型的万花筒结构，拍摄尼斯一天的景象。影片开头以一组航空拍摄展示了法国海滨城市尼斯的全景。

　　1930年拍摄电影前，维果因为肺病已经在这里疗养了三年。也正是在这里，他遇到了妻子伊丽莎白·罗金斯卡，岳父的赞助让维果的电影梦想成为现实。维果用旋转镜头表达了他对尼斯的嘲讽和不安。鲍里斯?考夫曼把电影眼睛理论带到了法国，要出其不意地捕捉生活。维果让鲍里斯把经过伪装的摄影机放在腿上，坐在一辆尼斯人常见的轮椅上，由他推着在木板路上四处转悠。电影里自然生动的镜头正是偷拍的结果。为了达到陌生化效果，鲍里斯甚至躲在下水井里拍摄来往的人群。在狂欢段落里，让?维果用几乎垂直的仰角镜头拍摄这些尼斯狂欢节的跳舞女郎，这一镜头反复出现达17次之多，维果以此表明对城市新潮女郎的嘲讽与鄙视。这些翩翩起舞的女性穿着时髦。短短二三十年间，女性的裙子已经从脚面提升到膝盖以上。年轻女人开始在公开场合体验热歌劲舞，抽烟喝酒。女人们不再忍受性压抑，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了理论支援，因为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在20年代已经广泛传播。

　　《尼斯景象》采用城市交响曲电影的万花筒结构，却舍弃了摩天大楼、电车和机器这些主体元素，取而代之的是城市的贫民窟。法国电影史家萨杜尔说：“《尼斯景象》是先锋派末期一部极强烈有力的作品。这部影片直接受狄加·维尔托夫的影响，它带有超现实主义的一些隐喻。这部法国社会的纪录片，不仅是一种单纯的见证，而且是一种强烈的讽刺”。曾经与维果合作过的朋友这样评价维果：“他的痛苦无法消除。他说，我的一生如此痛苦，就像被抽丝的青豆……”“他妻子说他一生都生活在惊恐之中，他会说危险的电缆……他的黑色幽默与众不同。”

　　维果的黑色幽默大胆而尖锐，为了讽刺上流社会的自以为是和趾高气扬，他把贵妇人和驼鸟的镜头剪辑在一起。维果还采用超现实主义手法，剥去贵夫人的华丽外表，显露出赤裸裸的身体。

　　1934年，维果走完29年痛苦与激情交织的人生历程，法国人称他为“电影界的兰波”。

　　维果的女儿说：“作为维果的女儿，这些年我处处受到众人宠爱，这让我受宠若惊。同样的是维果，他因为有一个死在狱中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父亲，而受人厚爱。”

　　狂欢结束，面具被烧毁。在火焰中，穷人开心大笑。维果曾经预言，社会纪录片将开阔我们的视野。果然，城市交响曲电影轻快的节奏在《尼斯景象》之后渐渐沉重起来，观点明确的纪录片类型浮出水面。

　　《失去平衡的生活》拍摄于1983年，城市交响曲电影依然活跃在今日的影视创作中，但象征运动、速度和力量的火车、汽车、机器和摩天大楼都失去了昔日的光环，释放着另外一种含义：堵车、污染、拥挤、人与人的隔膜……未来的城市将会走向哪里？人类又将在何处安放自己的身体和灵魂？这是电影无法回答的问题，但纪录片忠实地见证了城市的兴起，也记录了人类与城市相遇的心路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