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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导演狄加•维尔托夫1929年完成的电影《带摄影机的人》里,一列火车像发疯的公牛一样迅猛冲向现代都市。火车、城市、运动和节奏创造了世界电影史上一种新的电影类型。

    城市来了。摩天大楼一夜之间拔地而起,汽车在水泥街道上匆忙穿梭,人们带着各自的语言和目的拥挤在同一片空间。当时,故事片热衷于在摄影棚里编造老套的滑稽故事,纪录片把镜头对准遥远的南北极,拍摄野蛮人的生活和极地风光。而年轻的艺术家则敏锐地发现了身边的城市,创造了一种电影新类型——城市交响曲电影。城市交响曲电影放弃情节和演员,以城市生活的一天为线索,按照交响曲的乐章和节奏组织结构,展示万花筒一般的城市面貌,强调城市带给人类的新体验:速度、力量和节奏。

    城市交响曲电影得名于1927年完成的纪录电影《柏林——大城市交响曲》,这部作品建立了城市交响曲电影的基本规范,它以高速运动镜头和快速剪接,传递出令人晕眩的节奏感。《柏林》一上映就被誉为欧洲先锋电影的代表作品。

    早在20世纪初,柏林就吸引了大批诗人和思想家,几乎所有的欧洲先锋艺术家都到这里寻找灵感。酒吧里泡出来的奇思妙想演化为实验艺术,超现实主义、未来派、达达派名目繁多,表现主义绘画格外引人注目,强烈的对比、冲突的色彩、扭曲的图案,诉说着现代都市的崭新体验。当时,一些画家不满于电影的卑微身份和庸俗做派,决定自己动手试试。

    1925年秋日的一天,德国表现主义电影的创始人卡尔•梅育站在柏林乌发电影宫门口,看着来来往往的电车,突然想拍一部关于城市的电影。美国福克斯公司选定艺术家华尔特•罗特曼导演这部影片,他是刚从先锋派画家中脱颖而出的年轻导演。

    从1921年开始,罗特曼用蜡模代替手工绘画,以音乐为基础,按节奏绘制成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图案,让它们在银幕上流动起来,以此创造“沉默的、错落有致的旋律”。这些电影实验引起注意,也使他赢得了拍摄《柏林》的机会。罗特曼决定“依照严格的音乐原则一丝不苟地组织时间,”把电影《柏林》拍成一部共分为五幕的大城市交响曲。影片第一幕,罗特曼把摄影机对准两年前刚刚开通的高速城市铁路。火车是城市交响曲电影的主体元素,它象征了城市的力量、速度和形式美感。在电影里,快速闪过的电杆和电线如同五线谱一样优美,高速列车的滚滚铁轮呼应着柏林的城市节奏。列车从乡村开往城市,象征了人类从田园牧歌开进工业时代。这列火车从1924年8月4日开始服役,每天早晨把数以万计的人带进柏林。对于柏林人来说,高速城市火车不仅是交通工具,也是城市生活经验的组成部分。发车时的三和弦,如同教堂的钟声一样为柏林人所熟悉。罗特曼拍摄影片的1926年,柏林是世界第三大都市,两百万人在这里生活,正处于它的黄金时代。

    影片《柏林》第一幕,清晨,工人进入工厂,原来与土地打交道的手操作着机器的按钮。在电影里,机器按照音乐的节拍运转。机器是城市交响曲电影的另一项主体元素,它象征了钢铁的力量和运动的速度。

    影片《柏林》第二幕表现早晨八点之后的城市生活。罗特曼选择了最具有那个时代特征的场景:商店开门,市民上班,地铁、报纸、电报、电话,按照动作的相似性被剪辑在一起,节奏越来越快,镜头越来越短,表达了一种新型城市生活节奏。为这部影片配写音乐的作曲家埃德蒙特•迈泽尔说:“我为这部抽象电影所找到的唯一音乐的可能性是它那富有节奏感的构图,它们赋予影片一种贯穿始终的声音速度。”

    运动是城市交响曲电影着力表达的主题,而火车、汽车、电车则是最具城市特征的意象。罗特曼用摄影机捕捉柏林纵横交错的电车交通,编织出一首多层次、多方向、充满矛盾和张力的运动交响曲。美国电影史家埃里克•巴尔诺说:“没有一部电影像《柏林》一样使人联想起绘画的传统。”确实,在罗特曼的绘画中同样可以找到电影运动的线条和节奏。

    电影《柏林》没有演员和情节,却捕捉到城市生活的戏剧性场景,街道和广场成为舞台,从四面八方会聚起来的各色人等上演着不同的故事。罗特曼的镜头悄悄跟随四处张望的女郎晃晃悠悠地穿过几条街道。忽然,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女郎在街道拐角处与一个男人擦肩而过,透过橱窗的玻璃,两人传递着暧昧的微笑。男人跟了过去……1926年的柏林,妓女在大街上招摇过市。当时住在柏林的思想家瓦尔特•本雅明在《柏林纪事》中写道:“在妓女的引领下,街道的整个网络在你面前敞开了。”

    第四幕,懒洋洋的午后休息时间。机器停转,工厂下班。影片节奏舒缓下来。《柏林》一片的总摄影师卡尔•弗劳因特为了拍摄到真实的日常生活场景,把摄影机安装在货车里,通过车帮上的孔隙拍摄,有时把摄影机放在手提箱里边走边拍。事实证明这种方法是有效的,摄影机捕捉到大量有趣的画面。

    影片第五幕,节奏明显放慢,白天疯狂奔跑的摄影机也安静下来,缓缓地抚摸着柏林的夜晚。忙碌了一天的柏林人享受着1926年的前卫时尚,听音乐,泡酒吧,看电影,当然,也看最新的歌舞表演。女人是这个舞台永远的主角,大腿舞是那个时代最为流行的舞蹈,这些时髦女郎用身体语言撩拨着掩藏在夜色深处的城市欲望。

    这就是1926年的柏林,华尔特•罗特曼镜头里的柏林。德国著名女导演莱尼•里芬斯塔尔称赞《柏林》是“一部没有情节、却充满力量的纪录片”。事实上,《柏林》的拍摄方法来自于苏联导演狄加•维尔托夫的一种理论:电影眼睛。维尔托夫1918年开始制作《电影真理报》,1922年提出 “电影眼睛”理论。他认为,摄影机比人的眼睛更完美,能看到人眼所不能看到的东西;电影应该出其不意地捕捉生活,并通过后期剪辑创造生活。维尔托夫1929年拍摄的《带摄影机的人》,是电影眼睛的理论宣言,也是城市交响曲电影的重要代表作品。

    《带摄影机的人》既是维尔托夫对现代城市生活的感受,也是电影眼睛理论的实践。它采用城市交响曲电影的结构,追随一位摄影师记录城市生活的一天。清晨,摄影师乘车出发,拍摄行驶的电车、旋转的机器,这些象征力量、速度的元素同样构成影片的主体内容。

    与《柏林》相比,《带摄影机的人》角度更加奇特,展示了前所未有的视觉新体验。为了寻找陌生化视角,维尔托夫的弟弟、摄影师考夫曼爬上高架桥、烟囱,仰卧在马车下、火车道上,甚至攀上火车,记录现代人在城市生活的新感受,另一架摄影机记录了考夫曼拍摄电影的过程。这种手法开辟了世界纪录电影史上的“自我反射”传统。

    维尔托夫从小迷恋音乐和节奏,喜欢未来派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饱满地体现了未来派的特征:崇尚速度与力量,表现机器、钢铁和运动。未来主义美学也明确地呈现在维尔托夫的电影里,他自称是“电影里的未来派”。

    在影片中,摄影机不再受主人的驾驭,而成为主动的艺术创作者。这是“电影眼睛”理论的具体呈现:摄影机摆脱了人的掌控,获得独立的生命。

    考夫曼是本片的摄影师,也是电影的主角。他带着摄影机守候在城市每一个角落,见证隐藏在日常生活之下的命运变迁和生活真相。结婚、离婚、新生、死亡,这些传统俄罗斯艺术主题也出现在维尔托夫的电影里。现代与传统的交织,给这部城市电影注入了文化厚度。这是《柏林》所不曾触及的艺术主题。一年以后,苏联导演杜甫仁科的电影《土地》像《带摄影机的人》一样表现了死亡与新生。

    与《柏林》的声色犬马大不相同,《带摄影机的人》展示了健康的娱乐,这是苏维埃国家新的审美风尚。忽然,运动的画面静止下来,原来这是维尔托夫的妻子——剪辑师斯维洛娃在工作。这幅由四个不同方向的运动画面组成的镜头是维尔托夫和斯维洛娃创造的特技,以此表达现代城市生活经验的复杂性、冲突感与速度感。维尔托夫创造性地使用分割画面、多重叠印、逐格拍摄等特技手法,刷新电影语言,探索新的表达方式。《带摄影机的人》展示了电影拍摄、编辑、放映的全过程,有意打破电影的封闭空间,留给观众一个多元开放的时空。

    维尔托夫宣称《带摄影机的人》是“关于电影的高等代数”,它使用环环相扣的三重套层结构,第一层摄影机镜头——电影眼睛捕捉到电影拍摄、剪辑、放映的制作过程,而第二层电影制作过程和第三层电影表现的现实世界连同电影眼睛——摄影机一起出现在画面上,构成一种复合、多元的结构关系与开放观念。《带摄影机的人》在其诞生后的70多年里一直释放着精神能量。

    《带摄影机的人》在当时的苏联受到批判,维尔托夫被苏联电影界指责为形式主义者。然而,它给维尔托夫赢得了国际声誉。甚至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也能感受到维尔托夫的影响。新感觉派小说家刘呐鸥拍摄了电影《持摄影机的男人》,片名明显来自维尔托夫。虽然电影手法幼稚,但影片拍摄的轮船、飞机、时尚女人、街上的游行队伍,却为那个时代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记忆。

    就在《带摄影机的人》完成的1929年,维尔托夫最小的弟弟鲍里斯•考夫曼在巴黎偶遇年轻的让 • 维果,让 •维果邀请鲍里斯做摄影师,拍摄一部电影。

    维果在29年的短暂生命中只留下了四部影片,但他在法国电影史上却占有不容忽视的位置。他和鲍里斯合作的第一部影片《尼斯景象》是城市交响曲电影后期的代表作品。影片采用城市电影典型的万花筒结构,拍摄尼斯一天的景象。影片开头以一组航空拍摄展示了法国海滨城市尼斯的全景。

    1930年拍摄电影前,维果因为肺病已经在这里疗养了三年。也正是在这里,他遇到了妻子伊丽莎白•罗金斯卡,岳父的赞助让维果的电影梦想成为现实。维果用旋转镜头表达了他对尼斯的嘲讽和不安。鲍里斯 • 考夫曼把电影眼睛理论带到了法国,要出其不意地捕捉生活。维果让鲍里斯把经过伪装的摄影机放在腿上,坐在一辆尼斯人常见的轮椅上,由他推着在木板路上四处转悠。电影里自然生动的镜头正是偷拍的结果。为了达到陌生化效果,鲍里斯甚至躲在下水井里拍摄来往的人群。在狂欢段落里,让 • 维果用几乎垂直的仰角镜头拍摄这些尼斯狂欢节的跳舞女郎,这一镜头反复出现达17次之多,维果以此表明对城市新潮女郎的嘲讽与鄙视。这些翩翩起舞的女性穿着时髦。短短二三十年间,女性的裙子已经从脚面提升到膝盖以上。年轻女人开始在公开场合体验热歌劲舞,抽烟喝酒。女人们不再忍受性压抑,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了理论支援,因为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在20 年代已经广泛传播。

    《尼斯景象》采用城市交响曲电影的万花筒结构,却舍弃了摩天大楼、电车和机器这些主体元素,取而代之的是城市的贫民窟。法国电影史家萨杜尔说:“《尼斯景象》是先锋派末期一部极强烈有力的作品。这部影片直接受狄加•维尔托夫的影响,它带有超现实主义的一些隐喻。这部法国社会的纪录片,不仅是一种单纯的见证,而且是一种强烈的讽刺”。曾经与维果合作过的朋友这样评价维果:“他的痛苦无法消除。他说,我的一生如此痛苦,就像被抽丝的青豆……”“他妻子说他一生都生活在惊恐之中,他会说危险的电缆……他的黑色幽默与众不同。”

    维果的黑色幽默大胆而尖锐,为了讽刺上流社会的自以为是和趾高气扬,他把贵妇人和驼鸟的镜头剪辑在一起。维果还采用超现实主义手法,剥去贵夫人的华丽外表,显露出赤裸裸的身体。

    1934年,维果走完29年痛苦与激情交织的人生历程,法国人称他为“电影界的兰波”。

    维果的女儿说:“作为维果的女儿,这些年我处处受到众人宠爱,这让我受宠若惊。同样的是维果,他因为有一个死在狱中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父亲,而受人厚爱。”

    狂欢结束,面具被烧毁。在火焰中,穷人开心大笑。维果曾经预言,社会纪录片将开阔我们的视野。果然,城市交响曲电影轻快的节奏在《尼斯景象》之后渐渐沉重起来,观点明确的纪录片类型浮出水面。

    《失去平衡的生活》拍摄于1983年,城市交响曲电影依然活跃在今日的影视创作中,但象征运动、速度和力量的火车、汽车、机器和摩天大楼都失去了昔日的光环,释放着另外一种含义:堵车、污染、拥挤、人与人的隔膜……未来的城市将会走向哪里?人类又将在何处安放自己的身体和灵魂?这是电影无法回答的问题,但纪录片忠实地见证了城市的兴起,也记录了人类与城市相遇的心路历程。

    电影档案

    城市交响曲电影盛行于20世纪20年代,主要代表人物为华尔特•罗特曼、狄加•维尔托、让•维果等。它以城市生活的一天为线索,按照交响曲的节奏组织结构,展示万花筒一般的城市面貌,强调城市生活带给人们的崭新体验。主要代表作品:
《纽约1911》         美国     1911年       裘里斯•詹逊
《曼哈塔》            美国     1921年      保罗•史川德与查尔斯•席勒
《大都会动力》        美国     1922          莫荷利•纳基
《莫斯科》            苏联     1926年       米哈尔•考夫曼与伊拉雅•柯帕林
《只有时间》          法国     1926年       阿尔贝托•卡瓦尔康蒂        
《柏林—大城市交响曲》德国    1927年        华尔特•罗特曼                
《桥》                荷兰    1929年        尤里斯•伊文思                
《带摄影机的人》      苏联    1929年        狄加•维尔托夫                
《尼斯景象》          法国    1930年        让•维果                      
《城市》              美国    1939年        史坦纳与冯•戴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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