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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忘的影像——中国纪录片的滥觞》访问陈真

陈真纪录片名人工作坊 cntv 2012年03月14日 16:58 A-A+ 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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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

时间:2002年8月6日
地点:北京梅地亚宾馆

访问陈真这个想法,如果从认识他算起到开始为本书工作,有三年多了。

1999年2月5日,我第一次见到陈真,是在北京郊区的九华山庄。为什么记得这个日子呢?因为那天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每年一度的“二五眼(演)”嘛。我听说每年这个日子,新闻评论部都要拉出去放松一下,名为年终总结和年头布置工作,实际上就是领导要搞搞“亲民”活动,笼络一下弟兄们。因为平日里下属做了片子给领导审,都生怕通不过,又害怕挨骂,气氛很紧张的。我听说送审有很多技巧,其中重要一条是看头儿今天心情好不好。有的哥们儿进门之前两腿直打哆嗦,有的姐们儿就是淌着眼泪出门的。领导当然知道这些情况,他们也是人,想想都是为工作,搞得那么紧张,何苦呢!一年下来,总要有个机会有个方式来改善一下上下级关系吧。我想这就是要搞“二五眼(演)”的最实在的原因吧。而且拿现在的时髦话来套,这也是搞好企业形象的一种做法,何乐而不为?实际上就是这么排场的——那天我跟大伙儿一块坐大巴去九华山庄的,下了车一进庄门,前院就鞭炮大作,两条老长老大的对联挂在正殿立柱上,写得很妙,把新闻评论部的几个栏目名称都带进去,我记性不好,也没想到去记,现在回想,大意就是弟兄们辛苦了。三位部头儿——袁正明、梁建增、时间都在殿口伺立着候着大伙儿。时间给人印象最深,穿着一身中式绊扣衣裳,双手抱拳一直做着揖,白白胖胖,活像个发了财的小地主,又像个山寨里的少当家。我是他请来的,早起就有些纳闷,怎么没人搭理我呢,只让手下人通知我到军博门口候车。原来他至少在昨天就先到了这里,他是本年度“二五眼(演)”活动的总安排,这一切排场大概都是他的创意吧。热闹一阵儿后按安排去各自房间安顿,然后吃午饭。我跟着人流进饭厅。饭厅很大,可摆下三五十张桌子,新闻评论部有几百号人,显得济济一堂。说来也是有缘——因为没人管我嘛,就可以乱跑,我就跑到陈虻那一桌,想借机跟他聊聊。他是个很讲礼貌的人,见我陌生,就向我介绍一桌的人,知道都是他纪录片那一行里的英雄啊。不过我特别不记人,当时就迷糊,至今就更不记得有谁谁谁了,但是当他介绍到陈真,我一激灵,就站起身,说,就是吴文光的老师吧?这时别人都看我,我想他们也许会想这傻逼说什么哪!因为我看汪继芳那本《20世纪最后的浪漫》里写着吴文光说陈真是他做电视的老师,当时我就想,在中国谁能做吴文光的电视老师啊,因为不会有就出现了个跟《霍元甲》里的陈真同名同姓的人——子虚乌有吧。这时我听陈真淡淡说了一句,那是吴文光要这么说。我跟他坐对面,说话不方便,也怕对桌高谈阔论冷落了其他人,当时就没有再说话,但心里盯着陈真了,想可以趁这次机会跟他聊聊。

下午是新闻评论部全体会。我想我是外人,就不进会场,打算在场外听听,结果被夏骏看到,他那时在《新闻调查》做制片人,是我在广院时的同学,可能也奇怪我怎么混到这儿,就在场外跟我聊了一阵儿才进去听会。稀里糊涂就到了吃晚饭,记得好像吃着吃着就放片,是几部他们的游戏之作。一部叫《无心插柳柳成荫》,用的是《东方时空》足球队与湖北黄石广播电视局足球队比赛画面,崔永元在里边做现场解说,大概因为踢得很臭,崔永元没得可说的,每进一球,崔就总是一句“无心插柳柳成荫啊”,有点儿幽默搞笑的意思。另一部纯属老式闹剧,是《焦点访谈》在路边做曝光节目,他们的人自己扮演好人坏人,闹了一场。记得接着是真实画面,有两位弟兄没来参加这次活动,因为出差遇车祸还是什么事,受伤了住在医院里,是那种中国电视常见的煽情方式,不过由于与“观众”的接近性,大家还是唏嘘了一番。最让我惊心动魄的是“生活空间”组做的《粮食》,用1950年代中国老电影《粮食》画面编辑,换上新的配音和解说,竟然弄出一部新闻评论部那些老记名记后代在2050年的荒诞故事。我被这部片子编辑者的聪明震住了,因为不久前我才说过中国电视弱智。这部片子如今是全民皆知,但首映日应是这天(后来改编自《列宁在十月》的《分家在十月》以及盛极之作大歌舞《东方红时空》也都是新闻评论部人为每年一度的“二五眼(演)”准备的)。

“二五眼(演)”就这么开场了,主持人是崔永元,白岩松、敬一丹等人都有节目出演。因为我是外人,可能会客观公正些吧,就被请到前排就坐,与山庄老板等人忝列“评委”席间,以评判各个组表演的种种搞笑节目之优劣。当然也是虚应场面了,因为实在分不出高下,总之是怎么热闹怎么乱怎么来,其中夹杂了许多丑化谩骂领导审片过程的语言与情节,应该是蛮解气的,达到了“亲民”的目的。演出后,大家各寻友好去庄里各处设施游乐、聊天、打牌,我因记着要与陈真谈,就放弃了拜会各位英雄的可能,包括熟人刘春啊、周游啊,径直到陈真的住处,与他聊过了下半夜,直至凌晨。
这一聊,我们相互大致知道了各自的出身、经历,我集中了解的是从《河殇》到《望长城》之间中国电视纪录片的情况。因为没有意识到此次聊天对我日后研究的重要,当时没有记录,事后也没有追记,现在只能回想起最重要的一些情况。此前,我长久的一个疑问是,《望长城》能说是中国新纪录片的开山之作吗?陈真的回答是否定的,而且极其干脆。这激起了我的兴趣,于是就我所知,从《流浪北京》谈起,谈到我认为具备纪录片品格的一些作品。交谈中,陈真谈到他与吴文光从前参与制作的一部系列作品《中国人》,这是一部原定为10个片子构成的作品,其中几部已具备我所认知的品格。当时我的教学涉及广播电视历史,读过一些这方面的材料。国外的只能当作是那么回事,因为没有亲历嘛,国内那时已出版了一本《中国电视史》,读了就觉得挺不对劲儿。因为那是一本根据一些官方文件和既定说法写成的史,比起从前只写解放区、共产党的“中国广播史”“中国新闻史”也强不到哪儿去。尽管所有的史书都难以做到客观真实,但是至少得全面吧。我们那些写新闻传播史的人却置此常识于不顾,总是一面之辞,一党之见,把专史写成了党在某一方面的作为史。而这样的史,又往往成为现在学校里的教科书。这岂不是误人子弟吗?于是我当时就想,可以从与陈真的访问开始,进而弄清中国电视史上纪录片这一块的情况吧。

如果按做研究这一行的习惯,即建立体系啊,写作××史啊,我就应该开始想自己来写史的问题。但因一向疏懒,就连“弄清中国电视史上纪录片这一块的情况”这想法也无心去付诸实施,事情便拖了下去。不过此后,我与陈真还有过几次见面,每次我们都要谈点儿第一次见面时的话题,感觉上是既然那话题已经提出,不谈开、不谈下去就别扭,结果搞得好像我与他就是为了这个话题才相识交往似的。

其中一次在2001年冬。为了写作《身在幕后》(时间访评,作者汪继芳、李幸,江苏文艺出版社2002)一书,当时汪继芳前往北京采访陈真,请他谈对时间的看法。汪继芳采访后就打电话告诉我,说陈真很真诚,访谈做得很好。不久我也到北京,汪继芳说应该拜访一下陈真,我这才觉得自己过于疏懒,已经快两年没与陈真见面了。这就到了羊坊店15号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的院子里,与陈真见面。当时钱刚正在白岩松做的《时空连线》帮忙,我想应该介绍他与陈真认识,于是就拉在一块儿聊了一阵儿。我看他俩谈得挺投机,谈到了好些中国现代历史上的情况,主要是因为钱刚对用影像手段表现历史特别有兴趣(果然他后来做出了《幼童》)。我与陈真则谈起了本书选题,我说了书名可以叫《10部被遗忘的纪录片》,他先问,哪10部?我说是个约数,先说了几部,有《中国人》、《流浪北京》、《天安门》、《广场》等,他就和我一起掰着手指头算,结果真的算出了10部。他当即表示这是一件好事,我便请他帮我做一些工作,比如把一些手头还没有的片子搞来呀,联系跟其中的一些人聊呀。我说,有几个人没问题了,一个是吴文光,以前打过交道,一个是你,你一向支持,再一个是时间,也没问题。当时汪继芳与我正在写《身在幕后》,我分工评论部分,需要拿到时间当年拍摄的《天安门》。这天我们来这儿就是想拿到带子,因为第二天就要离开北京。但是尽管时间已经交代过了好几天,下边的人还没开始转录呢。陈真问是交代谁转的,然后说,现在人家日子过好了,有房有车了,可以偷点儿懒啦,说完就让汪把原版要出来,说由他来转。我在一旁听了,觉得让大制片人做这具体事儿,有点儿过意不去,但看陈真说话的样子好像他经常干这等小事似的,便也由他去了。果然,回到南京没几天,就收到了他寄来的好几盘共七、八小时长度的片子。

再一次是2002年夏。央视《开心辞典》播出两周年开研讨会,要我去捧场。会后我先到《新闻调查》,因为与该栏目一位制片人张洁在南京有过愉快的谈话,便去看看他,顺便也做点儿“调查”。之后就去看陈真,又聊起了写书的事。我说还有几部片子没看,他问是哪几部,当即就给温普林、蒋樾等人打电话要片子。放下电话又解释道,其实他先前已向他们要过,“但是干这一行的人哪……”我赶紧说,“知道,知道!”
过了几天,我要回去了,便给陈真打电话,他说已经拿到温普林的《青朴》,我一听便想,该趁这次机会与陈真正式谈了。于是定下第二天晚上,他到我住处来。不过直到这时,我仍没有想好此书是个什么玩意儿,该怎么做?只是想,先把这次访谈做出来再说吧——小标题是整理完记录后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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