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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卿:没有什么纪录片不能“走向世界”

陈晓卿纪录片名人工作坊 南方周末 2011年12月07日 09:05 A-A+ 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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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食客才能催生好餐馆

  当年,或许正是荷兰低地冬季浓重的雾霭,给了尤里斯·伊文思最初的拍摄灵感。

  阿姆斯特丹的伦勃朗广场,能见度不到五米,一幢白色的临时帆布大棚,就是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影展(IDFA 2011)的活动中心。很迅速地办理了各种手续,我就算“参会人员”了。“没有盛大的开幕式,没有热气球和标语,没有市长讲话,没有电视转播颁奖晚会……外国人就把电影节办了。”成都电视台导演梁碧波感叹道。

  1999年,梁碧波带着《婚事》第一次来到阿姆斯特丹,2011年,他已经第四次来到这里,当年的入围影片导演如今成了国际评委,在五个参赛单元中,他负责处女作单元的评奖。比起节目评选,让梁碧波印象更深的是阿姆斯特丹人对纪录片的热情。“这里的纪录片土壤太好了。”梁碧波说。整个电影节期间,共有来自全世界的350部纪录片在影院上映,观众总人数达到21万人次,对于只有70万人口的阿姆斯特丹来说,这无疑是个天文数字。

  阿姆斯特丹纪录片影展前,我刚参加了中国纪录片研究中心的《2010中国纪录片蓝皮书》发布,其中涉及中国纪录片院线发行,年度票房总额为2600万元人民币,这是全国的数字,如果刨除引进片《深海探奇》所占的2100多万元,国产纪录片的总票房不到500万元。正如有了好的食客才能催生好餐馆一样,纪录片生存土壤,显然是纪录片产业发展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阿姆斯特丹人对纪录片情有独钟,使IDFA成为继世界新闻摄影大赛,即“荷赛”后,荷兰又一文化品牌。

  IDFA成立于1988年,当年规模不到3000人,参赛作品不到40部。今年电影节开幕前,票房预售达到了40万欧元。纪录片和观众的良性互动,也让普通的阿姆斯特丹人成为纪录片运动中的角色。2010年,内地导演杜海滨来参会,负责办理手续的志愿者,一个65岁的老人看着他的证件说:“杜,我认识你,因为你的《伞》。关于这部片子,我有一些想法,你有没有时间,我们交流一下?”本届电影节,共有500名阿姆斯特丹市民担任电影节志愿者,而此前,为大会召开而无偿工作的志愿者已经达到3000人。

  影展期间,我们观看的纪录片几乎每场放映都是满座。最早看的是一部丹麦纪录片《大使》,讲一位电影人,冒充外交人员,偷拍中非地下钻石贸易的过程。我看惯了电视纪录片,标准的电影长度、封闭的观影环境和比较缓慢的叙事节奏有些让人着急,但放映中间没有一个人退场,所有人都安静地看完演职员字幕,起立鼓掌,方才离去。谈到这种对纪录片创作的尊重,梁碧波深有感触。之前他看了一个犯罪题材的纪录片,“说得不客气,就是我们法制节目的放大版,制作极其简单粗糙,没有任何的想法和技巧,完全是新闻的制作方法,而且长度120分钟。即便如此,所有的人都安静地看到了最后”。

  他们会从纪录片里看到中国

  IDFA 2011没有主会场,电影放映分散在阿姆斯特丹各个角落。作为央视的代表,我们主要参加了提案论坛和节目交易市场。电影节举办提案论坛已有18年历史,值得骄傲的是,IDFA保持着提案付诸制作的高成功率。来自全世界的重要电视媒体代表几乎无一遗漏地出现在论坛的评审席上。针对提案者的陈述发表各自的意见,这更像是一次高级专家的会诊过程,很多提案经反复交换意见,最终成为买家追逐的对象。

  论坛(forum)最早在古拉丁语中就是市场的意思,15世纪进入英语,也是指随意交换意见的集会,这和中文“理论研讨”的概念不同。国外的制作论坛完全没有国内那么严肃,也极少务虚,更不会上升到审美意义上来总结。它更像谈买卖,注重倾听,大家畅所欲言,中间甚至夹杂着插科打诨、起哄的桥段,相当不严肃。而论坛的另一组成部分“一对一会谈”,则更直接,制作者和买家对主题、预算、周期等细节进一步交流,这种高效的、能够促成制作实现的方式,带来的产业效益是显而易见的,往往一个选题会有多家播出机构跟进。

  近年来,全球经济普遍疲软,电视媒体行业也受到影响,过去BBC一家包揽一部纪录片全部制作预算的情况越来越少,共同制作、预买片花等多种合拍制作商业模式大行其道——每家只投入一部分资金,然后分享版权,既可以共享收益,又能最大程度规避风险。以中加合拍的纪录片《千锤百炼》为例,这部由张侨勇(《沿江而上》导演)执导的纪录片,说的是四川会理一个拳击教练和他的两个年轻徒弟的故事。齐漠祥是中国最早的职业拳击手,退役后一直在会理挑选适合拳击运动的孩子。拳击是他的信仰,为了拳击,他并不在意艰苦的条件和独身的生活。在他的精心调教下,门生何宗礼和缪云飞获得了一系列成绩,被选入省队,准备国家级比赛。齐漠祥虽然离开职业拳坛很久了,但他依然怀揣梦想,希望重新参加职业比赛,夺取金腰带称号。年近四十,齐漠祥开始努力恢复训练,准备参加在会理举办的WBC拳王争霸赛……从内容梗概中可以了解这部纪录片既是一个励志故事,又能从侧面展现中国的现实。

  《千锤百炼》由国内一家制作公司和加拿大著名制作公司Eyesteelfilm联合出品,幕后班底为《归途列车》的原班人马,“归”的导演范立欣出任中方监制。中方制片人赵琦、韩轶首先完成了一系列手续的申报,并在广电总局电影局备案,使这部影片成为中国第一部官方意义的国际合拍独立纪录片电影,也是中国影视制作公司第一次在国际纪录片商业发行领域的尝试。2010年底,《千锤百炼》在IDFA提案阐述非常成功,一共有13家机构跟进投资,其中包括arte、BBC、NHK以及丹麦和芬兰国家电视台等八家媒体和加拿大一个基金等组织,共为此片筹集了近93万加元的资金。这不仅意味着纪录片导演不再为制作经费发愁,更重要的是,它对探索中国纪录片的国际营销和传播效果有着重要的样本意义——能够获得这么多世界重要媒体的播映,无疑对西方了解中国、认识中国大有裨益。目前正在后期制作的《千锤百炼》,已经获准成为圣丹斯电影节开幕影片。

  2010年10月,国家广电总局出台了《关于推动纪录片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其中明确表示:“国产纪录片是形象展示中国发展进步的重要文化传播载体。”也正是这个背景下,央视纪录频道开播,中文版覆盖全国的同时,节目英文版通过卫星覆盖全球。如何让中国纪录片走向世界,是业内一直探讨的话题。一个月前的四川国际电视节论坛上,英国导演阿格兰说起这个话题,认为西方观众在看中国纪录片时,“一直会有一种警觉,他们不愿意看到带有主观宣传意味的节目,没人愿意被说教”。这位曾经执导过《云之南》、《善与恶》等多部有国际影响力纪录片的导演说:“纪录片最核心的价值在于记录和反映现实,观点应该巧妙隐藏在背后。”他用风行世界的中餐来说明,没有什么影片不能“走向世界”,关键在于你的内容是不是世界感兴趣的。

  这些年在西方主流媒体播出的中国题材纪录片,一部分是国内电视机构制作的,以人文、历史、自然题材为主,另一部分反映中国当下现实生活的节目,则大部分由独立制片人完成。从IDFA成立之初,中国题材和中国导演就不时地出现在节目评选和节目论坛上,尤其是近十年来,已有《拎起大舌头》(段锦川)、《疯狂英语》(张元)、《归途列车》(范立欣)等多影片获得电影节大奖。这些影片真实、生动而且正面地反映了中国普通人的生活场景和现实诉求,也都进入了西方主流媒体的播放平台,对西方人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这种全景式的、不带有事先主题设置的纪录片,也成了传递中国声音的重要通道。“正像你看到的阿姆斯特丹,到处布满了运河,人们只有通过桥梁才能沟通,而纪录片就是我们的桥梁。”阿姆斯特丹纪录片影展论坛组织者安德里克这样解释。

  独立制片在纪录片产业发展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并没有明确的定论。一个例子:独立制片人孙书云曾经在西藏江孜生活,完成了《西藏一年》的摄制,这部五集纪录片展示了八位普通藏族人一年四季的生活、劳动场景,包括了诵经、婚恋、庆生等生活的方方面面。此片在BBC播出,获得了良好的反响,甚至改变了很多英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也正是这种良性反馈,使该片最终在央视播出。此次《千锤百炼》通过电影局备案,或许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行业主管部门也正为架起沟通的桥梁,进行着有益的探索。

  “小规模”的“国际地位”

  说到IDFA,伊文思是绕不过去的人物,电影节最高奖正是以他的名字命名。这个上世纪最著名的纪录片人,就出生在距阿姆斯特丹一百多公里的小镇,十三岁完成了他的第一个作品后,从鹿特丹走到巴黎、马德里,最后走向全世界。在纪录片史上,人们通过伊文思的《四万万人民》、《早春》认识了彼时的中国,阿姆斯特丹影展也一直不乏当代中国导演的身影。2011年的IDFA放映了中国的两部影片《活着》和《最后的春光》。两部纪录片拍摄地不约而同选择了四川省都江堰——这个被地震蹂躏过的城市,正在经历着伤痛愈合的过程。

  范俭曾是我的同事,在《纪事》栏目工作。此次他导演的《活着》关注的是在地震中失去子女的母亲再生育问题。主人公叶红梅的手机里,一直保存着一段视频,那是在新建小学读书的孩子在学校参加文艺演出的图像。现在,她和丈夫决定用人工受精的方式再度怀孕。“我知道这个很难,”叶红梅说,“但是,每天就两个人,大眼瞪小眼,一丁点希望都没得。”影片记录了夫妇俩数次往返都江堰成都之间,冰冷的简易安置住房,来回奔驰的动车……新生的孩子是他们的所有希望,也是治疗地震伤痛的惟一药方。节目的海报是灾后心理问题专家刘猛友情提供的一幅大照片,非常震撼,那是一排地震中失去孩子的母亲,每个人抱着一个新生的孩子,母亲们坚强的面容张贴在阿姆斯特丹的大街小巷。“坚强,值得尊敬!”加拿大著名制片人温托尼克指着海报表达他的敬意。

  最终获奖名单上出现的是另一部中国影片,《最后的春光》是余迅《西街》系列的第一部。

  2009年,地震的阴影似乎已经过去,狭窄的街道上孩子们在嬉戏,临街的房间里,人们在打“血战到底”麻将。一墙之隔,摄影师余迅在和病床上的蒋婆婆说着家常。“医生说,我的病能熬过三天,还可以活三个月,如果能熬过三个月,就可以再活三年……”蒋婆婆不疾不徐地讲着自己的一生,她把余迅看成了自己的孩子,她感叹晚辈对她的照顾太少,同时又表示对孩子忙碌的理解。余迅像孝子一样守在她的病床旁,聆听一个垂暮之人的絮叨。“直接电影”把摄影机比作“墙上的苍蝇”,这一点余迅做到了,他的镜头沉稳凝重,更像是在思考生命。甚至在镜头里,余迅的手两次出现,一次是帮婆婆掸去掉落的烟灰,另一次,蒋婆婆病痛难熬,停止了叙述,让余迅帮她抓抓痒,摄影师的手再次出现,一下一下地帮婆婆抓挠,婆婆的讲述重新开始……《最后的春光》最终获得“最佳处女电影”。

  从整个影展看,中国影片的整体规模并不很大,但参展导演和片商对中国题材表达的浓厚兴趣,不时能让我欣欣然感受到“国际地位”的提高。“希腊濒于破产,华尔街挤满了游行的人群,中东剧烈动荡……”在IDFA工作手册首页,影展主席爱丽·德尔克斯非常文艺地用狄更斯《双城记》的开头形容眼下的世界,她认为,“世界病了,世界需要治疗,而纪录片,是帮助我们康复治疗时,减轻痛苦的那一勺糖浆。”这段话,在前言中加黑加粗非常醒目。

  或许,世界真的需要中国纪录片这样一勺糖浆。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陈晓卿 本文写作得到了蒋显斌先生大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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