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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陈晓卿谈谈纪录片,扯扯老男人局

陈晓卿纪录片名人工作坊 新周刊 2011年10月14日 14:59 A-A+ 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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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

“一个国家电视台要拿出体现自己媒体良心的内容的话,纪录片肯定是没有办法割舍的。”


陈晓卿

1965年生于安徽灵壁。1986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主修摄影;同年报送本校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摄影美学。1989年进入中央电视台,1991年开始拍摄纪录片。现为中央电视台《见证·影像志》栏目制片人。执导过的纪录片代表作有《远在北京的家》、《龙脊》、《朱德》、《刘少奇》、《百年中国》等。2003年开始担任系列纪录片《森林之歌》(自然篇)总编导。


陈晓卿的状态是我向往的境界——或一头扎进什么地方拍个纪录片,或约一帮老男人喝大酒,或写写博客回忆美食和故乡。采访陈晓卿,谈纪录片是借口,交流老男人的心得是真。那天,《读库》出版人张立宪(老六)、《Time Out》 总编李多钰在座,刚好一个饭局。一坨闲聊,如斯如斯。 ——封新城



封新城:电视业是个很热闹的行业,但你做纪录片算不算是走向一个比较边缘、寂寞的方向?

陈晓卿:
不算边缘吧。我边缘吗?我边缘吗,老六?他们都说我是中央电视台的。

老六:
走向了一个更热闹的世界。

封新城:更现实的世界。

老六:
相对来说乏味、单调。

封新城:从收视率看,纪录片怎么样?

陈晓卿:
再好的纪录片,比如说像《再说长江》啊,《大国崛起》啊,《故宫》啊,也赶不上一个三流电视剧,这是现实;但是一个业内的人也不会觉得三流电视剧要比纪录片高级——它有多少观众爱
看,和它对历史有什么意义,这是两回事。

封新城:你那些片子,都在夜里一两点播,肯定受影响。

陈晓卿:
但恰恰中央电视台还能做这件事儿,大部分地方台已经把它取消了,番号都取消了。现在大概全中国的省级电视台能够留下来纪录片部这个番号的,不超过5个。但是你可以看到另外一个侧面就是,你做别的节目做得特别特别火了,你就会蠢蠢欲动地想做纪录片。比如湖南台,就专门找过很多人,包括我,说,其实挣钱也没什么意思,我们想做点儿正经的事,比方说纪录片。这是他们魏总布置的,要做这件事。这就说明电视人还是有一个终极理想的,不能光满足于有多少观众看。

封新城:咱们的东西跟西方那些老牌的电视台在纪录片上有对话吗?

陈晓卿:
差距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但是中央台有一些训练有素的团队,我觉得是时机没有成熟。我觉得编导的素质在这儿,需要他打仗的时候他是能打的,也包括我们自己的团队,包括做《森林之歌》的团队,老六也是其中一员。做野生动植物纪录片我们能做,外国人敢做的事我们也敢做,也收获了信心,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虽然我们做的目前还不如人家,但是这个信心是肯定有的,做几次就肯定不是山寨的产品了,肯定是一个高品位的东西,只是现在我们的财力啊其他等等还没有顾及这个。现在整个的国际的大环境也不是特别的好,包括BBC裁员,裁员最大的一部分也是在历史部。但我觉得这肯定是一个必然的方向,一个国家电视台要拿出体现自己媒体良心的内容的话,纪录片肯定是没有办法割舍的。

封新城:大地震的时候,你的团队不是在第一时间过去的吧?

陈晓卿:
对,耽误了一下,我们是第二天就报名了,但是因为当时这个事情由台里的新闻中心和海外中心负责,我是属于社教中心的,所以我们领导就说你不要去了,我们就很郁闷。一直到18号,我们接到命令,说你们可以去了,我们19号就去了。

封新城:这时候你们的思路已经形成了?

陈晓卿:
没有,我们在那儿拍到第五天,甚至是一个礼拜,都是糊涂的,就是不知道应该拍什么。但首先有一点是肯定的——我在这之前看过唐山地震的所有的素材,基本上拍的就是抗震救灾,都是救援。说不好听的,就都是解放军去抢救老百姓和老百姓排队感激解放军,喊毛主席万岁,都是这种素材,太同质化了。作为一个自然灾害,带给老百姓的那种恐慌,我们再认识唐山地震的时候,很多内容是通过钱钢老师那本书我们才得到一个完整的认识。所以我们作为中央电视台一个比较边缘的部门,当时就说我们就拍受灾群众,就拍真正被灾害折磨的这些人,这个当时是定下来的,就拍人的故事。

封新城:播的时候我看了一两集吧,后来是拍了多少集啊?

陈晓卿:
18集。这中间有成都台和重庆台,他们第二天就到现场了。纪录片和新闻差别在哪里?纪录片有一个更长的时段去关注生活。比如说你拍新闻,拍个10分钟,可能剪个45秒就可以播了;但在纪录片里,我们每一个组拍摄的素材量都在1000分钟以上,最后剪到一个27分钟的片子,它是用更长时间的观察来体现时间的重量。比如一个小学开学了,那么我们新闻里只看到一个片断,但这个小学怎么开学的,或者这个小学开了几次学——有的小学开了很多次学,你会觉得它很荒诞,就是来一批人就开一次学,那些孩子根本没法上课,天天在那儿组织,就唱那个“感恩的心”(哼唱)。后来在灾区碰到柴静,她说:“哎呀!我都听不了这歌了,再听这歌我都要打人了。”就是大家都集中在那表达感谢呢。这是不正常的,作为一个纪录片人我们就把这些所有的开学过程都给记录下来,将来有一天我们再去看这些素材的时候,要有趣得多。

李多钰:
我觉得最让我受不了就是那个赈灾晚会,它让那些小孩从灾区到北京来,就在晚会过程中问他们一些地震当中揭伤疤的问题。我就佩服那些小孩他们怎么能够承受这些痛苦,如果是我经受那样的事情,我的亲人都死了,我还要面对这么多人去说,我肯定会受不了。

封新城:中国可能尤其不把小孩当小孩。

陈晓卿:
真正在灾民那儿看电视,和我们看到的感受肯定是不一样的。我们更多的是同情他,灾民看到的是,哎呀,别的地方都救得那么好了,我们这里为什么还没有看到?他会把同样的信息读解成另外一种东西。

封新城:下周去四川,是拍续集吗?

陈晓卿:
也不一定是拍续集,我们是关注我们拍到的那些人,跟地震没有太大的关联。我们想看一个人,在一个地域的生长,这一段时间变老的过程是个什么样子。比如说有个人叫文小林,她的孩子已经被砸死了,但是她就欺骗自己,就说我孩子去哪哪哪玩儿了,就不承认孩子死了,天天跟人说,孩子去打游戏去了,就是一个恍惚状态;直到有一天大夫跟她说,孩子确实死了,你必须得面对现实,她才哇地哭出来。那个过程是撕心裂肺的,我们摄影师在拍的过程中自己瘫倒了,不是累得瘫倒了,而是崩溃了。当时瘟疫蔓延,集体掩埋,在这个过程中大家是埋在一起的,她不知道她的孩子埋在哪个坑里,三个大坑,她上了山就喊她孩子的名字:“幺娃子!你回来啊,你在哪,跟妈妈说一声!”当时摄影师完蛋了,垮掉了,这个东西的的确确撕心裂肺。一个人,我们说“骨肉分离”,可能就四个汉字,真正的“骨肉分离”是怎么样的?是要靠这种具象的记录给真正地表现出来。

封新城:我有次看你博客写你跟刘春拿电视调侃,说乐呵乐呵就行了,但其实你对你做的这份东西是很投入的。

陈晓卿:
也不能说得那么高尚。

封新城:投入是高尚吗?

陈晓卿:
就是我已经没有了其他自食其力的能力了,哈哈,只能靠做点纪录片养家糊口。真的,我们这代人,我是60年代的人,受的教育,我上摄影系之前没摸过一次摄像机,我研究生学的是摄影美学,

     毕业就分到做纪录片的了,这种强大的遗传基因可能还是非常非常强的,我真的改变不了。我也尝试过比如去一个什么公司啊,或者外媒啊,去兼个职,但我看那种节目我觉得实在太崩溃了,我觉得要做那种节目还不如死了算了,还不如不干呢。

封新城:这个时候你承认你是80年代遗留下来的文青吧?

陈晓卿:
这个必须承认,这个不承认不行。

封新城:当然也有很多人变异了,你看我以前也写诗,现在办杂志,但是像你,你刚才表达那个意思,就是很纯粹的那种。

陈晓卿:
我改不了。比如说在台里,道路是光明的道路——你拍片子拍得好,将来当一个制片人,再将来当一个副主任,再将来当一个中心的主任,你管的东西会越来越多。但是我不会这样,我可能就是基层的做片子的这么一个人,当到制片人是我最大的一个官儿了,我不可能再往上做了,也就这样了。但在我这个门类里边我希望我把它做得最好。刚开始是做《远在北京的家》这种社会题材的纪录片,再往后做伟人系列的,像《刘少奇》啊这些的做了很多;然后再往后我是做历史,包括现在的栏目也是做历史,后来像《森林之歌》我又是做自然历史题材的东西。这几类纪录片的区别其实非常非常大,但是我都愿意去尝试,我都愿意去做。如果真的让我做一个管理者,不是站在一个创作者的角度来思考问题,那我会觉得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事。

    “这帮老男人,彼此找到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感觉,就是在一块儿也没他妈什么事儿,就是在一块儿叨吧叨,叨吧叨。”

封新城:你的博客很有名,我的好多同事朋友都喜欢看你写美食,我也爱看,但我看得仔细的是那些故乡地理。你是一个从形式上看挺粗犷的人,但是同时又很细腻。你们读他东西有没有发现他很细?

陈晓卿:
老六,我细腻吗,亲爱的?(老六在笑)

李多钰:
你还是很细腻的。你最亲爱的男人回答不出这个问题。

封新城:不是,你看他写那个故乡地理,其实跟我有啥关系?但是他写的那些东西……

李多钰:
他不光是描述得很细腻,他的情感也很细腻。

封新城:你是因为写博客被大家知道你的文字不错吗?

陈晓卿:
我一直都觉得自己的文字还行,他(老六)办了一个《读库》,我就想,我写些什么东西好呢?我就努力地写故乡地理,后来他还没看上,但是我这个惯性已经下来了,可能就只能写下去,出本书了,只能这样了。已经差不多写了十万字了,其实也是一个对自己生长过程的梳理,挺有趣的。

    写东西跟我成长的这个电视环境有很大关系,如果放在90年代,我是不可能有时间写东西的,因为那时候纪录片在电视台是很令人高山仰止的这么一个行业,那时候是最受追捧的,只要你是做纪录片的大家就觉得,哦,我们是做家常菜的,您是做海参鲍鱼的,永远是这样的。但是到了2000年之后,纪录片整体走的是颓势,没有像之前那么红火,而且数量非常非常小,不可能每次都是你,或者说有的时候是你,你也不一定喜欢去做,渐渐地我就有点儿失落。其实2000年有一次我就不想工作了,生活也很无趣,后来我就跑了,领导也找不到我,十几天,我都关着机,我实在是厌倦这个工作了,不知道我的将来会是什么样。

    后来是2004还是2005年,我跟老六认识之后,看他在写博客,我觉得这个东西挺好玩的,每次都自己做一些记录,我就开始做一些文字的,我把它叫做解压,自己写的过程中觉得挺过瘾,自己拿来念也挺过瘾。最开始一年几乎是每两天一篇,写完了感觉心里特别特别舒服,我觉得也不存在什么文字能力问题,就是自己有一个表达的途径,或者是消解的途径,非常非常愉快,我也没想到我的博客有多少人看。

封新城:看你写吃,经常弄得我垂涎欲滴。比如写广西的一个什么人带你吃什么东西,其实那一带的东西可能我们也都吃过,但你一写,好像白萝卜也特别好吃,你的表达不一样,是氛围。

陈晓卿:
我更多写的是美食记忆,味蕾记忆。

封新城:对,这个就好玩儿了。

李多钰:
他是真的吃过了才写,没有吃过的他不写。而沈宏非是有时候并没吃那个东西,他会想象,并且是他用笔来写,让别人去尝试,自己并不一定去尝试这个东西。

封新城:我很少看美食,你的我是能看进去的,其实你写的是你的生活记忆。

陈晓卿:
对,其实最好吃的东西还是人嘛,你吃再好吃的东西,跟一帮大猫(意为老板)一起吃再好吃的东西,那也不好吃了。最好吃的东西肯定都是和你桌上的人的言谈笑语有关的。

封新城:每天都有人和你一起吃饭吗?

陈晓卿:
咳,今天你们没到的时候还有人发短信给我,问去哪儿吃。

封新城:好,下面的话题是:老男人局。(大家笑)我在广州有一个很大的困惑,广州人没圈子,没有朋友,只有同事;你这个老男人局就给我一种同龄人知道是怎么回事的感觉,看了你的博客我就心向往之。

陈晓卿:
任何一个老男人之间,没有任何的利益关系。只要有利益关系的饭局,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变味儿,最好吃的饭,肯定都是没有利益关系的,就是朋友。我给你看老六给我的短信,(短信显示:?)你看,我们所谓的饭局就是这么组成的,你看写的什么。

封新城:哦,就是一个问号。

陈晓卿:
对,这就是一条短信。

封新城:就是说,到点儿了,是吧?

陈晓卿:
我就会给他回一个感叹号,他就会说:“哪儿?”然后我们就到哪儿去吃,就这么简单。

封新城:这有点儿对暗号的意思。

李多钰:
你要是不认识他你就一直很郁闷是吧?

陈晓卿:
对,我特别感谢认识老男人,真的,我的抑郁症也好了。

封新城:他算老男人吗?

陈晓卿:
他是他是,他是其中之一,他是常委,张局长。

封新城:咱们说说常委都有谁。

陈晓卿:
老六是局长,常委有出版人杨葵;先锋的戏剧导演,先疯掉的戏剧导演牟森;臭名昭著的三联记者王三表;还有老罗,傻B老愤青罗永浩。

老六:
还有一个柴静。

封新城:柴静也被列入老男人了啊?

陈晓卿:
这你们都不知道,这是隐私,哈哈。

李多钰:
哎你们认识的过程是怎么样的?

陈晓卿:
王小山!王小山我认识得比较早,因为他是我的采访对象,我曾经做过一个片子叫《在网路》,他是上网比较早的一批人。是他介绍我认识的老六,然后又介绍我认识了牟森,然后就串起来了。其实这个局非常非常封闭,我曾经尝试过带两个漂亮姑娘啊,80后啊,长得挺好看的过来,结果他那一晚上脸都挂着:“老陈,以后别再找那些小女孩了。”哈哈哈,他会特别烦躁。有一次他和王三表的一个活动,我半道上就跑了,就是没有办法实现对话,会出现几个人对你特景仰,哎呀,就是,“六哥……”气氛就不对了。就是要谁也不鸟谁,大家相互都很敬佩,但是语言上没有谁鸟谁,就喝酒,最多吵吵架,这样就一晚上了。

李多钰:
老男人局只限于老男人?

老六:
对,不管你在外边是什么性别,在这里,就只限于老男人。

封新城:有很多人申请要加入吧?

陈晓卿:
有,比如说刘春要加入,我们就拒绝,因为他太喜欢讲中央的事儿。老男人就是老男人之间的事儿。

李多钰:
你们在广州,为什么要羡慕他们呢?广州吃饭的地方,场子多好啊。

封新城:
这是两件事儿,我都说了,我们没朋友,都只是同事。

李多钰:
广州的文化圈其实只有媒体圈,广州没有别的文化。
封新城:对啊,这个跟北京简直是差异很大的,所以我来北京的次数很多,我的采访对象几乎都是北京这边的,我在广州,吭哧吭哧只能找一两个,到了北京,三天我就弄三四个。这个没办法,北京有巨大的资源。

陈晓卿:
你们社长是我们领导魏斌的哥们儿,他一喝酒就爱哭;我们那儿喝酒也爱哭,他(老六)老哭,而且他喝完酒后有一特异功能。

李多钰:
穿墙?

陈晓卿:
不,他喝酒以后会唱河北梆子、河南梆子,评戏什么的,他都会唱,等醒了之后你再怎么逗他,在怎么样的场子,他都不会了。

老六:
我觉得他(陈晓卿)后来郁闷,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活得不那么理直气壮了。当然归根到现在不郁闷了也不是因为老男人局,那是因为他写的故乡地理很受欢迎,甚至包括他在博客里嘲笑一下谁,嘲笑一个值得嘲笑的人,夸一个值得夸的人。我觉得在我们的生活中是缺乏这种发泄的。

李多钰:是这个意思,比如说你,封新城,你一直在《新周刊》工作,你在《新周刊》找到了你的舞台,你就觉得《新周刊》对你来说很重要。

陈晓卿:
准确准确,你就发现你扮演了那个角色,但是你丢失的是你自己,你原来的自己是什么样子,你渐渐就忘了。比如我1989年参加工作,一直到2003年,我没有在家过过一个春节,我就像一个工作狂一样,天天在工作。后来我觉得,我是谁啊?我干吗啊?我已经不知道我是谁了,这他妈的很痛苦。

老六:
其实人生,你活得多么鲜艳,到了21世纪,活到了什么所谓的精英,活到了什么什么,其实和中国的观念,这些最终也就是活到一个老婆孩子热炕头。索性,这帮老男人,彼此找到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感觉,就是在一块儿也没他妈什么事儿,就是在一块儿叨吧叨,叨吧叨。

封新城:对,实际上就跟以前村里那个,那老哥俩儿。

陈晓卿:
对,就是,在村口蹲着,连板凳儿都不用。

封新城:只不过现在你们是都市化了。

老六:
就是自说自话,旁边人根本不理他,就他在那儿叨吧叨,叨吧叨,但如果他没有这个气场,他连说都说不出来,他说出来可能也没有第二个人听。有的人,一辈子自以为不需要这个帮,或者有的人,到死都找不到这个帮。

李多钰:你们多么幸福啊。

陈晓卿:
我有时候就特别纳闷,比如说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日本NHK电视台的,我说你做完这个节目,你做什么?他说我准备开一间书店,就是卖影像制品和书,我心里就特别没有办法理解。过了很多年后,我都已经跟老男人混了以后,我才明白,他是一个爱读书的人,读书是他童年时候的理想,他在电视台实际上是一个过渡,他的天地太广阔了。

老六:
我原来在中央电视台打零工的时候,和别人差点产生口头冲突,我就恨恨地想,傻B,你给我的名片,你把那上面的“中央电视台”几个字抹去,你就什么都不是。为什么我们叫老男人局而不是男人局?如果是男人局的时候你可能就真得在乎这是中央台的人,他只有在那个年龄,有所求、有所欲的时候,就会迅速作出判断,这个人该用什么规格来对待,因为这个人所附的一种身份。

陈晓卿:
可以这么说,这里边有理想主义的色彩在,大家相互没有这种利欲需求。我没有用我服务的这个媒体给老男人局办过任何的事,从来没有过;我只是个人的身份参加了这么一个小团伙,而且我觉得我就是其中的一员,我从来不会说,我代表老六,从来没有过。大家是一个无政府状态,绝对没有中心,最多大家叫他张局长,因为他比较贱,他负责给大家发短信,组饭局。

封新城:但实际上,老男人局都是一些成品吧,很受女性的欢迎啊。

陈晓卿:
绝对的!连半成品都没有,那是单独出去受欢迎,在这里边不许受欢迎,出去再说。有几次是来了女孩,后来被生生地挤兑走了。有一次佳木斯首席作家全勇先带了一个女孩来,说她妈妈托他来让你们认识一下,因为她特爱好文学,来跟你们挨个儿认识一下。结果我们劈头盖脸地说,小孩儿,干什么不好?喜欢这……20分钟后,女孩说,各位叔叔,我走了。哈哈,后来我说老全带着那个,跟面缸里捞出来似的那个女孩,活活给挤兑走了。

封新城:我看咱们今天要是正儿八经去讨论纪录片这事儿,有点儿不靠谱。

陈晓卿:
太不靠谱了!太不靠谱!而且在现在的环境下怎么说纪录片,都是侮辱它,真的是。

封新城:这话咱们都录着呐。

陈晓卿:
这是非常非常尴尬的。唉,我在拼命地努力地想改变,能改行就好了,我真的曾经去管过一个脱口秀节目,最后我就想把那主持人给杀了,没法活,装疯卖傻的,傻B节目。而且我也完全有能力做一个非常好的美食节目,但我不想把唯一的爱好做成工作。

李多钰:
现在这个时代真的很奇怪,你说2000年之后,连吴宇森都会拍《赤壁》这样的片子,他会那么去关注观众。你说他以前拍《纵横四海》的时候哪会想这些东西啊,拍了就拍了,大家就喜欢了,真的那时候就那么爱他。

陈晓卿:
我们老男人局有一次谈到这个问题,我说我做了一个挺牛B的片子,叫《我们身边的三十个细节》,就是我们把三十年的影像按系统来给它重新组建。它的力量非常非常强大,里面最主要的内容是纪录片,比如和菜头说,我们都总结三十年,为什么没有总结农民工的三十年?而这里面非常大的一块,是百姓故事,就是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就是《生活空间》的内容,我在做这些内容、用这些内容的时候,我一边用一边感慨,哎呀,那时候的电视人的良心为什么那么好?他们想过自己的目标观众是谁吗?什么叫目标观众?这是多么傻B的一个问题!他们从来没有想过怎么讲故事来吸引更多的观众,他们想到的只是说,聋哑人就业,是这个时代刚刚兴起的,以前是用福利这个东西,现在他自己有能力,他要去就业,要融入这个社会,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有意义,我要去拍他。我从他早上怎么去找工作,到晚上怎么坐车回来,到有一天他找到工作,然后把他放到电视上,把这个时代给记录下来,管你妈的什么观众!观众算个狗屎!我做的事,你可能看不出来意义,但是你的儿子,你总有一天你会发现它的意义所在!它不会像现在的节目这么夺目,用这么强大的光线,这么震耳欲聋的音效,来烘托那刹那间的绚烂,扔了就没人再看了。你说那么多的文艺节目,扔掉了,谁还会拣回来看?但是纪录片,还是历久弥新的,你什么时候去看它,都觉得太牛B了。

封新城:
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后来纪录片又被作为先锋艺术的一个样式。

陈晓卿:
那是指独立制片人制作的片子。

封新城:
这涉及到意识形态交锋的问题,这里面太复杂,我们不好说。但作为样式,中国是一个太怪异的现象,比如说纪录片容易表现弱势群体的东西,这是很显然的,于是由这些做艺术的或是独立制片人做出来后,又被作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一个工具。

陈晓卿:
这个肯定是不可避免的,但这是促进社会民主化的一个非常好的工具。像《铁西区》,就是一个凝厚的、非常优秀的纪录片,那是独立制片人做的。反倒体制内的做这么一件事很困难,而恰恰它得到了体制内的帮助,《铁西区》的剪辑师都是《东方时空》的。但是我说的中央电视台这批纪录片人,他没有相对地去找弱势群体,他逮什么拍什么,只要自己眼睛看到什么,只要有感而发就拍。第一次房改试点在上海,1994年的时候,真正开始卖商品房,第一批买房的人是什么样子?那么我现在就可以给你调一个《东方时空》的片子,当年买房,上海人怎么勒紧裤腰带,怎么去兼职,怎么能买到那个房子,怎么从自己那个狭小闭塞的空间里跳出去,看纪录片你就最清楚了。每个中国人都经过这个阵痛,但是我们恰恰都忘了。(录音整理/王丹)



陈晓卿五人谈



  和陈晓卿认识,是两三年以前的事了,老六介绍的,在一个饭局上,一见如故。

  认识了以后,基本上就是吃饭、喝酒,老是几个老男人凑一起,我们就说干脆叫老男人饭局吧。固定一帮人相互损,个个都是人精,特好玩,不谈工作,每个人都觉得很轻松。我们在一块,一些东西是只能意会的,老罗有一句口头禅:“看得淡一点儿。”我们就老拿来说事儿,比如央视大火,几个人在一块争论,太激烈的话,老罗就要说:“看得淡一点儿。”你可以想象那个模样和场景,很有意思。
这些人都太熟啦,没有什么利益冲突,所以不像其他的饭局,见面就互相抬举,我们这儿说话狠,一般人可受不了,来了以后觉得暴受挤兑,都在互相挑毛病。人嘛,都喜欢被人抬着,所以这个老男人局不对路的人很难进来。

  老男人局至少有两年历史了,平均每周会有一次,中外古今,天上地下,什么都聊,偶尔谈工作也不是为了解决什么难题,而是互相讽刺一下,比如陈晓卿拍了个《森林之歌》,他长得黑,我们就说他拍的是《黑森林之歌》。饭局通知靠的是短信,陈晓卿发通知发得比较多,他是这个饭局的“书记”嘛,我们还分“常委”和“政治局委员”等等,而且每个人发的短信都不一样,各有特色,经常有什么“能饮一杯无?”这样酸不溜丢的话。

  来得最多的有陈晓卿、老六、我、小强,陈晓卿和老六经常在博客上写一写,他们写得比较纪实,王小峰写得比较演义。——杨葵,资深出版人

  陈晓卿那个时候要拍个片子,找陈彤和老榕,我帮他们找人,这就认识了,老男人局里的大部分人都是我介绍他认识的。我们平时不干什么,在一块儿就是喝酒,我一谈工作就要被骂。
有时候我都喝得吐疯了,醉醺醺的,就互相骂,骂完之后我就后悔了,后来发现这个局有个好处,就是骂了白骂,骂完他们也不生气。除了我之外,王小峰折腾的人也比较多,他博客里不是有“挨个祸害”么,把我们都给祸害了。——王小山,网络作家、起点中文网文化部总编辑

  2006年年初的时候,我拍了一个关于犹太人的纪录片,想去《见证》栏目播,也是因为和王小山熟,就这么认识了陈晓卿。见面就是饭局,现在也是,我们管这个叫“组织生活”。老六对这个饭局的注释是:以前人都是有事儿才凑一块儿,现在我们是没事儿才凑一块。我们之间不劝酒,都是自己把自己喝倒的,几个老男人都能喝,也都看着顺眼。有几个是“天敌”,比如老罗和小强,老罗和王小,在一块儿就斗嘴,后来我们不就给王小山起了个外号叫“山杠爷”么?

  我不喜欢折腾人,我也不擅长,光听着他们说高兴。有一回王小山喝醉睡着了,衬衫扣子没扣好,露了肚子,给我们同座的小年轻看见了,笑得不行;还有一次在湘鄂村,彻底喝大了,高晓松给我打了个电话,我说我们在喝酒,他就过来了,结果这场饭局就变成了追究高晓松是谁喊来的,后来我说是我。这里每个人都有个性,不用藏着掖着。——牟森,戏剧制作人、编导

  我和陈晓卿差不多是2005年圣诞节前认识的,那时候我在拍《小强历险记》,他借给我一个交警的指挥棒,带电的那种,可能以前别人给他做道具的东西,老六把我介绍给他的。以前我不太爱和电视台的人打交道,觉得他们那些体制内做派的人脑子都坏了,由于有职业赋予的一些特权,不太尊重别人。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有一年我刚开完一个会,就有一个中央电视台的编导还是制片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参加他们一个活动,我说不行,这周基本上都安排满了,他说:“我们这事儿多重要啊,你把你的那些事儿先放一放。”我说不行,一是他们这活动我们不一定能报,二是我们单位给我安排的事儿基本上都是雷打不动的,他就特别恼火。可能这也是极个别的少数,被我赶上了,就产生了不好的印象,我记得老六当时跟我说有一个中央电视台的编导特别有意思,我一开始都没去。

  后来我要拍DV,好多人帮忙,那之前我似乎就见了他,第一面印象很好,陈晓卿人很憨厚,我说缺什么,他都给帮忙,熟了以后,就觉得他和体制内那些人完全不一样,他像一个活生生、真实的人,他性格上的那些东西并不因为他是央视的就有了什么改变。

  老男人局有个共通的特征,一个就是喝酒,虽然我是唯一不喝酒的,可喝酒跟下棋一样,要找到对手,大家才觉得舒服;另一个就是物以类聚,这个局里的人都比较简单,没有花花肠子和坏心眼。我记得2001年的时候,老六有一个论坛,他们那帮人经常一起吃喝,我也有一个论坛,也经常吃喝,后来两帮人就混到了一起,这也有七八年了,有一次我看着老六就突然想,这么多年,经过反反复复的淘汰、选择,当初我们那些一起混的朋友,现在出现在老男人局里的不超过两个。

  老男人局里很少有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来自全国各地,一个个都跟蓝精灵似的,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特点,言谈话语之间很容易就能抖出包袱,通常这些包袱就是拿局里的人开涮,有一回我带两个上海那边电视台的女孩子去,她们说不是一般心理能承受的,我们有时候说话特别损而且狠,但这个和武术比赛一样,高手一剑劈下去,不会让你觉得疼,我们是有分寸的,不像有些人说话没轻重,让人听着不舒服。

  现在要是他们给我发短信说有局,我先问有谁去,我都能想象,谁和谁来了,今天会特别带劲,谁谁不来,今天可能就会比较逊色。——王小峰,《三联生活周刊》主笔、乐评人

  我和陈老师是因为王小山的一个例行饭局(王老师每周有五次饭局)认识的。第一印象是黑,第二印象是他点菜非常好吃,甚至能在公认不怎么样的饭馆里把最不难吃的菜点出来。

  我觉得这帮老男人都挺好玩的,再加上和他们在一起显得我年轻,所以就经常去参加。饭局本身很有意思,但更有意思的事情好像都在局外,比如每次喝完酒陈老师都会在第二天来电话问我,他有没有酒后出丑,尽管他酒后总是很端庄,从来不会出丑。而出丑的那几个反倒事后很自信,觉得自己表现得异常得体。

  陈晓卿老师是好人,够意思,有才情,脑子清楚但不是想什么都会说出来,表现欲恰到好处所以谁都喜欢,最难得的是,从不扫朋友的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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