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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1979年盛夏某日,安徽省灵璧县城,14岁的男孩小清子猫在粮站门口,探视他可能的未来。他很淘气,初中毕业会考分数够不上录取线,因为父亲在这所中学任教,被“照顾”进了高一。母亲说,考不上大学,进粮站开票是没问题的。

现在,小清子正望着那个开票的瘦男人:眉毛胡子上挂着一些面粉,像当年的动脑筋爷爷——他困顿地望向天花板,长久保持这个姿势,每当运粮女工从身后过,他会飞快地转过身去摸一下她的屁股,又飞快地转回来,继续望天……小清子的心低下去,低下去,突然,开票男呲出黄牙,奋力从鼻孔中拖出一坨鼻屎,毫不犹豫地,按在桌面上。

小清子一路狂奔到家,迅速拿起数学课本。1982年,他考上了大学,北京广播学院。因为个子高,不近视,从第一志愿新闻编采专业落进招不满的摄影专业。这一段,被陈晓卿(小清子的学名)概括为“一坨鼻屎改变的人生”。

2007年盛夏,北京西客站附近一个部队干休所,央视《见证》、《探索•发现》、《人物》栏目都在这里。《见证》机房里,有用到极难看的微波炉、几张行军床。据说,陈晓卿最亲近的办公伙伴是一方小毛毯,抖开一搭就是一夜。办公室里往来全是汗衫板拖,大嗓门儿不少。二楼走道一块牌子上有行小字:真实就是力量。

平头、面皮黝黑、眼睛炯炯放亮的陈晓卿坐在里间啃一份汉堡——昨夜又通宵,干到凌晨5点,这会儿已经过了午餐时间。

在徒弟眼里,他是各地纪录片人的北京办事处,是眼里闪烁着纪录片光辉的沙龙男主人,是磁场强劲的男“交际花”,是一个真小资;他对自己的评估是:不会摆谱,不善公关,“拉赞助,谈一个崩一个”。他以给周围人带来快乐为己任,他的手机里存着京城几百家餐厅的行车路线和订餐电话。

“为什么不把他哭泣的镜头拍完?”

80年代的北广云集了童宁、崔永元、时间、白岩松、黄海波,以及一大批日后撑起中国电视的年轻人。当时,自封“婚纱摄影专业”的陈晓卿很长时间不适应画面思维,似乎也没热爱,只是海量地看外国片,故事片、纪录片、毛片,什么都看。

“那时候的业务气氛真是浓,下了班儿,22楼的灯彻夜长明,都在看片儿。”

师从朱羽君教授读摄影美学硕士,学到最多的是怎样做人。“不要当官。”朱教授说。陈晓卿说他生来怕长官,当年进出老师家,与朱教授的爱人(当时央视副台长)没说过超出“您好”、“谢谢”、“再见”之类的话,直到副台长快退休了,他才意识到“有很多话可以讲了”。他喜欢跟普通人打交道,“这是后来拍纪录片很重要的素质”。

1986年,拍过《四万万人民》的纪录片大师伊文斯到北广讲课,陈晓卿的实习作品《战士从这里起步》被推荐给他。老头盯着一个战士哭的画面问:“他哭了多久?”“10来分钟。”“你拍了多久?”“十几秒。”“为什么不把他哭泣的镜头拍完再关机呢?”“老师说过,特写镜头不应该超过5秒。”“为什么不把你看到的、让你感动的东西原原本本交给观众呢?”陈晓卿心里一震。

“那时我们的纪录片观念太落后了,全景8秒、中景6秒、近景特写3到4秒,剪辑出来,从没想过让画面里的人自己走出来说些什么。”这样的作品看得伊文斯很着急,老头说过这样的狠话:“你们都叫我老师,可我在这儿没有一个学生。” 这话让陈晓卿大受刺激。

有段时间,陈晓卿跑到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旁听司徒兆敦和周传基的课,跟两位教授成了很好的朋友。司徒老师家床底下全是录像带,有时老师不在,他跟师母打个招呼,在床底下淘啊淘,揣上几盒走人。

侯咏、吕乐摄影,法国人导演的《怒江,一条迷失的山谷》,改变了他即将开拍的《龙脊》的许多想法;迈克•摩尔的《罗杰和我》,多年之后他拿着给传媒大学的学生讲了好几堂课;还有艾伦•米勒的《从毛泽东到莫扎特》……

1991年,他第一部纪录片、讲述安徽洪灾的《孤岛纪事》在央视播出后,台里前辈李绍武说:“这片子怎么像外国人拍的。”陈晓卿特意找到李老师请教:“您觉得这片子拍得不好?”“这是最好的表扬。”李老师说。

这片子是怎样拍出来的呢?陈晓卿找了淮南电视台一个朋友帮忙,一台车,一部3/4格式的录像机。没钱,住制播合一的办公室,下班必须锁门,他得提前买好吃的,夜里只有小便的地方,大的不行。他在一个被洪水困住的小岛上生活了23天,拍救灾,更多的是拍受灾百姓的生活。带子金贵,同去的人总是提醒他:够了吧。他还是拍啊拍。尽管片子备受好评,但他心里清楚:洪水是什么,电视上播出的画面和现实之间有着怎样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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