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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自杀人数,连续8年每年超过3万,约为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的5倍,谨以此片献给含泪活着的人们。”这是纪录片《含泪活着》片首的旁白。

  该片讲述了中国男人在海外的一段奋斗史,是华人导演张丽玲《我们的留学生活——在日本的日子》系列纪录片的完结篇,拍摄耗时10年,辗转美国、日本、中国(上海)。2009年11月,《含泪活着》在日本院线首映,许多观众含泪看完影片,从未做过宣传却夺得当年院线票房排行榜首。

  遗憾的是,这部影片从来没有在中国正式公映过。不过,今年8月13日和14日,《含泪活着》将在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真实第25小时》首播。

  《含泪活着》故事里的主人公丁尚彪,是一位典型的中国父亲、上海男人,从他身上,能够读到这样一组数字和信息:丁尚彪,上海知青。1989年,用5角钱买了一份日语学校资料,学校学费42万日元,于是怀揣女儿能拥有好的教育的梦想,他35岁离开妻儿,负债赴日留学,因黑户打工,15年间从未回国,赴日7年后得见女儿,见面时间不到24小时;赴日13年后得见妻子,见面时间不到72小时;丁尚彪在片中哭了3次,前2次都在同一列轻轨上,分别送妻儿离开,最后一次是离开日本的飞机上,他眼含热泪,双手合十——任务完成了,女儿顺利在美国成为一名医生,他终于可以回家了。回家时,他已经50岁,头发稀疏、门牙脱落,腰背不直。

  在前不久上海纪实频道举行的首播新闻发布会后,重新回忆起拍摄这部纪录片的幕前幕后,本片导演张丽玲接受早报记者专访时依旧感慨不已,“那时候的我们,虽然身无分文,但精神上却是富有的。我们总是在执著地奋斗着,并时刻在问自己,为什么不呢?你总可以再努力一些的。”

  作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赴日留学生,现任大富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的张丽玲于1989年赴日本留学,自1995年始,张丽玲自费拍摄记录留日学子和华人奋斗历程的系列纪录片《我们的留学生活——在日本的日子》,共采访了300余人,跟拍了66人,最终剪辑成10集,掀起了空前的感动潮。

  张丽玲和系列纪录片中的《小留学生》一片,荣获日本奥斯卡“日本放送文化基金奖”中的“最佳策划”和“最佳纪录片”两个奖项。张丽玲告诉记者,“富士电视台从未在黄金时段播出过中国(包括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地区)的节目,当时社长对我说,只能试一集,我就选择了《小留学生》,没想到反响那么好。”

  富士电视台应观众的要求,破天荒地重播5次纪录片《小留学生》。而包括《含泪活着》在内,日本富士电视台共播出了4部张丽玲制作的系列纪录片,每部作品的收视率都不错,最高的突破了20%。在日本,有一半以上的人看过张丽玲的纪录片,而片中中国人的顽强形象扭转了日本人对中国人的不良印象。富士电视台制片人横山隆晴说:“这部纪录片表现的精神气质和感人情节,在我所知的日本电视台制作的纪录片中,还没有能与之比肩的作品。”

  “其实日本人的感动和赞扬都抵不过故乡的亲人看到这部片子的感受,我真的希望亲人们能够看到他们是如何在海外顽强奋斗的。”这也是导演张丽玲拍摄整个系列纪录片的初衷。

  “现在的留学生不如我们那一代执著”

  东方早报:《我们的留学生活》获得那么大的成功,为什么没有继续拍?

  张丽玲:现在的留学生跟以前的留学生完全不一样,每天就是学习,也就没有故事可以让我去拍。前几天,有个大学生问我对他们有些什么建议,我说,你们现在学习量和知识储备量都比我们那时候要多,我们都不如你们,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执著”。

  我们那一代人,最大的优势,就是有一个能让我们执著的目标,这一点,在现在的孩子身上是缺乏的。当然,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无奈,我出国的时候,国家还很穷,我们也没有钱,当时中国人一个月的平均工资还不如在日本打半天工的钱,任何事只能靠自己,如果不拼命,就没有明天。

  现在的留学生,学费都是父母交的,都是在国内学好了语言再出去,我们当时一句日本话也不会就出去了。我刚到日本的时候,去超市买了一碗方便面,竟然把干燥剂当成调料放了进去;我们当时都三十好几了,把家庭孩子都放弃了,一个人拎着七八个大箱子只身来到日本,不管是为了什么,都可以勇往直前。现在的孩子很容易放弃,有的父母把所有的事情都替孩子搞定了。

  拍摄纪录片并且思考人生

  东方早报:你拍摄纪录片的时候只有28岁,是一个公司白领,白天依然要做跟啤酒原料有关的事情,这样执著拍摄纪录片的原因或者说动力在哪里?

  张丽玲:我就是这样一个人,从小就会失眠,一直思考,一生该如何过?到了日本,我更加会去思考,人迟早都会死,为什么还要那么努力?

  我父母经历过“文革”,而我所了解到的“文革”都不如他们所讲述的那样让我印象深刻,后来去日本,见到了这样一群留学生,他们也正在经历着这样一段历史,我更是其中的一分子,如果我不记录它,我就觉得很遗憾。日本公司其实不允许公司员工业余做其他事情,但当时我所在的公司的负责人知道我拍纪录片,就对我说,“我们有66个人,如果他们看完了,有一个人反对,你也不可以再拍摄了。”后来他们看完了非常感动,没有一个人反对,非常支持我,我可以每周上班三天,剩下的时间用来拍片子。

  东方早报:打动普通人也许很容易,但你说服了当时日本富士电视台的制作人横山隆晴,以一个小职员的身份?

  张丽玲:其实见了第一面,他就觉得我是个怪女孩,他只提了一个要求,就是要求派人跟着拍我。可能他有个私心,如果我拍失败了,他还有一个以我为素材的故事可以放。当时他问我,你要拍多久?我说一年,因为我得边打工边拍,这样的强度下,我顶多撑一年。于是他资助了我一年,只派了些工作人员来帮助我。一年后,他打电话问怎么还没完,说要来看看,于是他跟了我一天,到了凌晨两点钟收工的时候,他给我深深地鞠了一躬,恨不能鞠躬鞠到地上那种。他对我说,“我做了一件非常对不起你的事情,我一直认为我在帮你,其实我一直在害你!”因为他给我派来的,都是帮不上我的人。他起初认为我只是个小女孩,心血来潮,玩玩而已,没想到我是玩真的。后来他们一直跟着我拍了7年,这部片子最后叫做《来自中国的瑰宝》,讲的就是我拍摄的幕后故事。

  主人公的精神感动日本人

  东方早报:片中你剪掉了丁尚彪回国出关的镜头,他15年没有不良记录,办理人员很惊诧并决绝地将他放行,但这段剪掉了?

  张丽玲:老丁确实非常不容易。当时日本社会环境很乱,日本人见到中国人都很怕,对中国人印象不好,所以看到一个中国人,在日本待了15年,是个黑户,居然没有一次不良记录,他们觉得这个人真的太让人佩服了。这个镜头本身没什么问题,但是我认为不能把所有内容都毫无顾忌地放进去。把他公布于众,对于他就是负面的。我拍过一集叫做《国际婚姻》,还有一集《陪酒小姐》,这些东西一旦放出来,这些人还怎么回国见自己的父母。所以,纪录片依旧有良心上的取舍。

  东方早报:丁尚彪回国前去了他15年前最初来日本时的那个北海道学校,这是一个令人感动的行为,那个学校骗了他,他逃了出来,可是在他离开日本前,却诚心前往那个学校去看看,苦难让他更加宽容和自信。

  张丽玲:没错,很多日本人在看完这个镜头之后,都很感动,他们认为丁尚彪是他们看到的那种久违了的拥有高尚品格的人,并且是中国人,这让他们很震惊。他们真的会给我写信,告诉我,本来因为些小事儿要自杀,后来看了片子后放弃了念头,并且他们由此改变了对中国人的印象,因为老丁身上的隐忍、坚强、执著的精神都令他们感动不已。

  留学一代对家庭的付出与亏欠

  东方早报:中国几代人的“留学梦”初衷截然不同,像丁尚彪这样漂泊海外,造成家庭骨肉长期分离,虽然是为了下一代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但是另一方面,却使孩子缺失了家庭式教育,你怎么看?

  张丽玲:最初孙中山那一代人真的是怀揣救中国的理想出去留学。后来的人,梦想不尽相同,不管是为了什么,只能以留学的名义出去。我们本身经历过变革,深知任何一场变革影响的并不是一代人,而是几代人,所以我会找到像张素(《小留学生》中的主人公)这样的一代;而像丁尚彪这一代人,更多的是想改变自己和下一代的命运。丁尚彪一家人的命运靠他来改变,他的同事有的在中国都下岗了,他并没有抱怨时代,而是靠着自己的双手打拼,实现自己的梦想。即便他现在去了美国,也根本闲不下来,听说他又找了工作,一个月赚3000美元,再干10年,就可以拿到美国的养老金,减少女儿将来的负担。我觉得老丁很伟大,他让我想到了我的父母。

  纪录片就是强大,它思考人生,如果你想交一个朋友,你可以给他看一部纪录片,然后就能判断这个人能不能跟你成为朋友,因为每个人接受的那个点都很不同。很奇怪的是,你有了经历之后,再看时又不一样。

  东方早报:有人看后觉得,如果要一家人这样分离,还不如苦在一起。

  张丽玲:每个人的价值观不同。有一个朋友跟我说,如果我的父母这样对我,我就要自杀了。何况有些孩子成绩并不如丁晽(丁尚彪的女儿)那样好,你再努力,他们也考不出。

  东方早报:那如果是你的孩子,你会坚持做这样的选择吗?

  张丽玲:我可能会坚持让他接受最好的教育,父母给孩子的最好的资产,不是房子、车子或者是其他的有形资产,而是该给他最好的教育,让他有一个好的身体。如果我作为父母,不能让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可能也会跟老丁一样,但是会不会完全那样,我不清楚,但我一定会竭尽全力。

责任编辑:袁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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