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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青的生活当然艰苦,可也有许多值得回味的经历。放马就是其中之一。那可是我天高云阔自由自在的一段日子,别人扛着锄头下地干活,累个贼死,我则是吹着口琴去放马。马撒开在草地上吃草,喂饱了兴许中午还能回来抽空睡一小觉。这样的好差事连长为什么会找上我?可能我看上去像是那种认真负责的人吧。在农场,除了拖拉机,种马要算是连队最贵重的财产了。种马都有档案,户籍在哪儿,父系母系上溯几辈,都记录在案。我负责的主要是两匹种马,一匹叫苏宛,一匹叫阿尔登。苏联纯种马,浑身毛发缎子似的亮,蹄子有碗口大,被马蹄毛盖住了,真是好看。别看那是艰苦岁月,人再穷,种马享受的可是贵族待遇。我得给它吃鸡蛋、麦芽子,还有胡萝卜。鸡蛋不敢偷吃,胡萝卜没事儿,所以那时我没少啃胡萝卜。以前我是不吃胡萝卜的,自从养上马就开始吃了,它嚼我也嚼,看谁吃的香。每天还要刷马,保持它周身卫生。检疫员一个星期还不定期来检查一次。他要跟谁过不去,就专门摸马腿和肚子,那都是最容易脏的地方。

 

  在种马班我也有光荣事迹上过黑板报,因为给马洗生殖器。开春是动物们发情的季节,马也不例外。配种的马得是干净的,可一冬天下来生殖器里脏得很,必须洗干净。这活儿躲不过去。这活也确实难干,因为洗之前,得有一个发情的母马拴在前面,种马那玩意儿才能伸出来。要泡上温水给它洗,并且还要用消毒液消毒。配种的活儿也干,当然事先得掌握母马的发情期,技术员对这活儿最溜儿,他们把手往马屁股里一伸,就能判断个八九不离十。人工配种时,得让我的种马骑到母马身上,人在后面使劲把它的那玩意儿一推,马的精液才能喷到容器里,再分配给母马。一匹种马一次精液配得上好多母马,但得一两天内配完,否则就失效了。这些养马常识,也成了我的生理卫生课。人和动物是怎么一回事儿,真就是这会儿才开始懂的,当然,处在一群老职工堆儿里,他们满嘴也少不了这种“荤嗑儿”,拿马开涮,其实说人,开始还抹不开面儿,渐渐地也就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了。

 

  在种马班生活很自在,师傅有杆双筒猎枪,还养了一只大狼狗叫黑子。师傅枪法准,我们在后山上打野鸡,眼看师傅一抬手就能撂下一只,黑子那个兴奋,蹿着高冲上去扑它,黑子真有灵性,叼回来放在师傅脚下,尾巴拼命地摇,倍儿得意。我们还常到河里下挂子捕鱼,回家裹点面一炸,围上炕,就点儿酒,大家一起大嚼,嚼完了就睡,过瘾极了。在种马班还发生过一次险情。我在山上割草,马笼头脱了,马就顺着坡跑下了山。山下放的是一群怀孕的母马,要冲撞起来,麻烦可就大了。只要流产,就算事故。眼瞅着我的种马冲上去,母马一下炸了群,放母马的兄弟赶紧将母马往圈里赶。我想给种马上笼头,可马不老实,不听我的。这时候就看种马班老张头,他从马屁股后摸了上去,趁种马只顾嗅母马,一步蹿上,用胳膊把马脖子抱住,张嘴就咬住马耳朵,马立刻老实了。我这才有机会给它上嚼子,把马制住。好悬,但也算是有惊无险吧。

 

  这样的经历没想到后来也用到了拍戏上。就是我拍过的那部《大漠紫禁令》,也算是早期的商业电影了。导演是个香港人,演员有周里京。电影在新疆吐鲁番拍时,我演一个武士,使一把剑冲进寇群。我骑的马是从甘南藏族自治州买来的,和当地马不合群。先是不进新疆马群,调教得终于能进了。正式开拍,没想到冲到演土匪的武师身边,我一挥剑,骑的马就受惊了,尥着蹶子把我从马头前甩下了马鞍。唐装的靴子有尖儿,钩住了马镫,我便一只脚在马上,一只脚在地上跳,被马兜了一圈儿。众人看得吓出一身冷汗,但我知道这时候无论如何不能撒缰绳,就拼命不让马头抬起来。后来一位新疆维吾尔族兄弟奋不顾身冲上去,制服了马,我才得以脱险。想想当时我没慌,有办法,也是当年养马得来的经验。所以我特别怀念这段日子。前几年我回了趟北大荒,特意到当年放种马的地方,看望了当时带我的老关。他已经老了,身体也不好。我很感激这些帮助过我的老职工,也感激那段难忘的生活。

 

  现在想起来,知青生活七年半,种马班的日子只有一年,昙花一现而已。还没自在够,上面突然就要调我到文艺宣传队。

  中午搭着车,到达团部。宣传股庞股长五点下班,我一直等到五点。他问我愿不愿到宣传队,我心里想的是有趣的养马,就说不愿意。他也没再说什么,安排我住招待所。我不知哪来的劲儿,没住,连夜往回赶。那年我正好十七岁,整整十七里路,我就那么走回连队。这是我一生走的最长的夜路,也是最难忘的一个人走夜路。真的叫披星戴月,月亮把雪野照得亮如白昼,四周静寂一片,整个世界都在沉睡,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在走,听得见的只有我自己的呼吸,还有脚踩在雪地上的咯吱声。安静,从来没有过的安静,偶尔还能有一两颗信号弹倏地划过夜空,据说都是苏联特务故意放的。

  第二天就受到了表扬,说我如何如何纪律性强。我也觉得自己特革命,这就是那个年代,喊句口号都是管用的。你只要听到“共青团员,跟我来”,就能大冬天穿着裤衩往冰凉的水里跳,捞搓麻绳用的沤好的臭麻。那个冷都受过了,何况走夜路?

 

  后来还是到了业余宣传队演样板戏。演《沙家浜》,也演过《海港》。虽说是业余宣传队,其实嗓子好并且唱得好的知青有的是,可是我不行,我是个中低音的嗓子,分我饰演《沙家浜》里的县委书记程谦明,全剧就四句唱,最后一句“草药一剂保平安”,我唱不上去,只好有人幕后帮腔,得以蒙混过关。后来我成了宣传队的小干部。有一年做宣传队副队长的我被政治处从连队叫到团里,团里领导说:团里没煤了,必须在一个星期内组织一台文艺节目,到鹤岗煤矿慰问演出。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拉关系买煤。我说,“一星期哪能排得出节目,再说,大家都散在各连里干活呢!”领导说,“不行,这是任务。”接着补了一句,“你要是不干,就下连队去。”他说这话口气硬硬的,意思是不听话就离开团部宣传队,我当时没再顶嘴,只用沉默抗议,心里恨死官僚了。这种心理说真的一直影响到我现在,所以我害怕自己当了官也成了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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