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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近代史上有个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叫汪精卫。此人在青年时代因行刺清廷的最高统治者摄政王,成为名噪一时的“志士”,孙中山逝世前又作为“总理遗瞩”起草人而赢得国民党内的普遍尊敬;大革命时期,他是国民党“左派”领袖;抗日战争初期当上国民党副总裁。叫嚷“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的是他,高喊“人人抗战、处处抗战”,甚至不惜焦土抗战的还是他。也就在这同时,配合蒋介石杀害革命人民,投降日寇,帮助日寇屠杀中国人民的仍然是他。他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绝妙的反动政治投机分子,典型的汉奸、卖国贼,被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往上。

  在汪精卫的一生中,曾经遭遇多次暗杀,而最终导致他死亡的主因之一,也正是遇刺后,残留在他背上的一颗子弹。造化弄人的是,这颗子弹,原来是打算送给蒋介石的。

 

  一、银锭桥上的刺客汪精卫

  1905年在日本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任评议部评议长。《民报》创刊后,曾主编《民报》,在革命与保皇的问题上,对保皇派进行猛烈抨击,发表了不少文章,声誉鹊起。1907至1909年问,革命党人多次起义失败,汪甚感失望,1909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以欺骗舆论,维护皇权。于是汪“谋一击清廷重臣,以事实表现党人之决心。”同年11月上旬,汪与黄复生、喻培伦等人从香港来到北京。他们暗杀的对象是摄政王载沣。载洋是宣统皇帝博仪的父亲,因博仪当时年幼,摄政王实际上主持一切政务。

  摄政王府座落在地安门外后海鸦儿胡同附近。江与喻、黄等埋置炸药地点原拟在鼓楼大街,又改在烟袋斜街,皆因故作罢。最后确定在银锭桥。1910年3月的一个深夜,汪与喻培伦、黄复生在桥下掘土,因犬吠声四起,不能继续工作。次日晚喻、黄两人刚刚将炸药埋好,就被桥上行人发现,事遂败露。接着汪精卫等人被捕人狱。

  他在狱中供词长达数千言,痛斥清廷侈谈立宪的极端虚伪,指出“其宗旨在于巩固君权”当汪被捕后,自料必死,吟诗言志,在狱中成《被逮口占》四首,其中一首是: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但这种豪言壮语,并未能持续多久。在清廷对他实行软化政策后,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找汪多次密谈,又改善他在狱中的物质条件,配置单间住房。这一切使汪精卫对善耆由衷地感恩戴德。

  政治上的不坚定,反映在汪的这段狱中生活尤其明显。他“终日披卷吟咏,颇觉安逸”,诗词风格也由高亢激昂一变为低沉消极。

他在一首《述怀》长诗中写下这样的句子:

  平生慕慷慨,养气殊非学。

  哀乐过剧烈,精气潜摧剥。

  这是自我仟悔、自我否定的言词。但是汪精卫并没有就此止步。1911年10月武吕起义后,他作为政治犯被释放出狱。从此他开始了政治投机家的生涯,从一个为人民所仰慕的刺客志士,转化为被人民仇视的政客。

 

  二、血溅南京中央大礼堂

  1935年11月2日,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以醒目的标题报道说:“汪院长昨晨被狙击,中央极度震惊。”这个消息象晴天霹雳,震撼了国民党上上下下。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开会。按照惯例,中央全会开幕式之后,全体委员要照一张集体照,同时允许各国记者抢拍新闻照片。那一天,原定到会者一律穿礼服,上午8点钟去孙总理陵堂举行谒陵仪式,然后到中央党部大院内集体留影,9点钟开会。但到会者有的穿中山装,有的穿礼服,有的穿便装,并且拖拖拉拉,这让军人出身的蒋介石十分不满。而且开会的时候司仪看错了程序单,把“默念总理遗嘱”这一项给遗漏了,又为会场制造了一些混乱。 开幕式结束,蒋介石很不高兴地进了自己的休息室。全体中央委员在礼堂门口就座以后,蒋介石竟不肯出来照相。作为副总裁的汪精卫亲自去请,蒋介石却直言“今天秩序太乱,恐怕要出事”,还劝汪精卫也不要出去。汪精卫见请不动蒋介石,心中有气,也不相信会出什么事情,就自己一个人出来照相。

  照完了相,大家正在起立的工夫,突然从记者席中窜出一个身材高大的人来,向汪精卫连开了三枪,分别击中汪精卫的左颊、左臂和后背脊椎骨。中央委员张继沉着敏捷地抱住了刺客,张学良从旁边飞起一脚踢掉刺客手中的枪,汪精卫的侍卫趁势连开两枪,刺客负伤被捕。

 

汪精卫和陈璧君

  这时的汪精卫,斜躺在地上,脸上许多血,身上的西装和内衣也全浸透着血污。他的老婆陈璧君屈一条腿跪在汪的身旁,把着他左手的脉搏。她的声调带着哭音说:“四哥,你放心罢,你死后有我照料儿女。革命党反正要横死的,这种事我早已料到。”似乎在和汪作最后的诀别。蒋介石未参加摄影,这时闻声赶来,也屈着一条腿把着汪的右手,只说:“不要紧,不要紧,不要多说话。”陈璧君以为蒋不参加摄影,事出有因,毫不客气地对蒋说:“蒋先生,用不着这样做的,有话可以慢慢商量,何必如此!”

 

  蒋介石这时也吃不准是否他手下的特务干的,他气急败坏地召集了特务队的负责人大骂:“你们每月花了几十万,就干出这类好事吗?限你们三天之内,把(幕后的)凶手缉获,否则要你们的头!” 但事后详查,证实此事与蒋介石没有任何关系。刺杀活动是由上海暗杀大王王亚樵精心策划的,本来准备在会议期间暗杀蒋介石。

  汪精卫身中三枪,两中要害,一在左颊,一在背肋骨间。当时手术中未曾取出而留在背肋骨的一弹,成为他致命的创伤。1943年枪伤复发,虽去日本动手术取出留存背部的子弹,但又诱发为多发性的骨髓肿症,不久即病状恶化,于1944年11月10日死去。

  关于汪这次被刺的原因,可以说是咎由自取。原来他自武昌起义后被释放出狱,即去投靠袁世凯。在第一次南北议和期间,他为袁世凯奔走呼号,力图把袁扶上总统宝座。在袁世凯失败后,他继续打起追随孙中山的旗号。1923年孙中山准备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汪精卫一开始即持反对态度。他在孙中山召集的重要干部会上耸人听闻地说:“共产党如果羼入本党(指国民党),本党的生命定要危险,譬如《西游记》上所说,孙行者跳入猪精的腹内打筋斗、使金箍棒,猪精如何受得了!”在大革命时期他的两面派手法更表演得淋漓尽致。

 

  1927年4月到7月间,汪精卫一方面参加了蒋介石、吴稚晖举行的秘密反共会议;一方面又和陈独秀发表《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声明》,说什么“我们的团结,此时更非常必要”。在蒋介石发动“4.12”政变后,汪精卫申斥蒋介石对待共产党人“见着就捉,捉着就杀”的残酷行径,但曾几何时,到7月15日,汪即召集“分共会议”悍然宣布与共产党决裂。接着武汉地区也开始了对共产党人的血腥大屠杀。1932年,在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行政院长。他在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交涉中节节退让,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停战协定》等屈辱条约。汪不遗余力地推行对内“全力剿共”、对外投降日本侵略者的反共亲日政策,从而遭到全国人民的痛恨。所以说他1935年11月1日在南京的被刺,是咎由自取,一点也不过分。

 

  三、河内高朗街的凌晨枪声

  1938年1月,日本政府声明“不以国民政府(指以蒋为首的南京政府)为对手”,7月又声称将“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对于日本侵略者的垂青、诱降,汪精卫受宠若惊。旋即通过周佛海指使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代表影佐祯昭、令井武夫在上海密谈,结果达成了《日华协议记录》及《谅解事项》,并商谈了汪精卫的潜逃步骤。12月8日,汪率其党羽曾仲鸣、周佛海、陶希圣等离开重庆至昆明。20日逃往越南河内。22日日本帝国主义的近卫内阁发表所谓三原则的声明,汪即于29日发出《艳电》响应。至此,汪精卫终于堕落为一个汉好卖国贼。成为背叛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汪逃往河内后,寓居在高朗街27号。蒋记国民党在汪精卫出走后,最初并不想采取严厉手段,并派谷正鼎赴河内送护照及旅费,希望汪去欧洲。报纸上还出现“个人进止决不影响全局”的调子。但事实上国民党的一个副总裁的外逃,当然会引起不小的骚动。1939年元旦,国民党中央开会研究汪的问题时,群情激动。

  在冯玉祥、张继等人的坚决要求下,蒋介石被迫宣布开除汪的党籍。当谷正鼎使命失败,汪拒不接受护照和赠款后,蒋介石就进一步对他采取行动了。

  高朗街27号是一座三层楼的小洋房,四周是小花园。汪精卫夫妇和曾仲鸣夫妇分别住在三楼的两间卧室里。二楼为会客厅及其他随从人员卧室,一楼为汽车房及服务人员、卫士居住。1939年3月21日凌晨二时半左右,有六个刺客用斧头砍断竹篱。

 

  爬进花园,用人梯方法攀上窗门,再用钩索爬上三楼,进入走廊。20日晚上,恰好曾仲鸣的妻子带着孩子从香港来到河内。汪精卫临时把自己住的大房间让与曾仲鸣夫妇,他搬到另一间房内住。刺客不知道这个变化,便冲向曾仲鸣住的卧室,砍破房门,枪口集中向曾氏射击。他们以为目的已达,立即逃走。随后被当地军曹捕获数人。曾仲鸣则胸部被击中三弹,伤重毙命,成了汪精卫的替死鬼。

  这一次刺汪事件,是蒋介石指使人干的。不论蒋、汪之间存在何种矛盾,汪精卫要投降日本、当汉奸,这是全国人民所不容的,谁知汪精卫又侥幸在枪口下逃脱一条狗命。于是他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特务保护下,4月由河内秘密起程,逃往上海。1940年3月,汪记伪政权在南京正式开场,汪精卫也就当上了伪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成为地地道道的日寇卵翼下的儿皇帝、头号大汉奸。

  从志士到汉奸,从刺客到被刺,汪精卫的一生告诉我们:在革命的急流中,一切投机分子和个人野心家,当他们利令智昏地暴露出背叛人民、背叛国家的真面目时,就一定被历史的潮流所吞没,被中国人民所唾弃。而汪精卫就是这么一个遗臭万年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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