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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那场发生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由自己人造成的大劫难,徐向前元帅记忆犹新:“张国焘亲自审问。开始还让我参加会议,因为我提了些不同意见,以后干脆把我甩到一边,连会也不让我参加,甚至暗地里审查我……

  【劝降信成了“通敌”铁证】

  1932年12月下旬,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后连战连捷,队伍迅速壮大,根据地不断扩大巩固。正当红军羽翼丰满之际,张国焘在川北开展了一场较之鄂豫皖更大规模的肃反运动。

  张国焘固然曾以“肃反”为名剪除异己,但那时严峻的现实是,在川陕苏区确有一些反革命分子猖狂活动。反动豪绅组织的“盖天党”、“白扇会”更是利用封建迷信,公然进行武装反革命活动。比如赤北县解放不久,县苏维埃干部正在城中心的土台子上动员老百姓疏通河道,以帮助红军畅通后勤运输。混在百姓中间的“盖天党”分子突然向台上的干部猛烈射击。与此同时,另一彪人马冲进了保卫局赤北县监狱,与犯人里应外合,将县保卫局长和守卫杀死,劫走犯人。

  1933年8月,暗藏在红29军内部的反革命分子与敌人勾结,发动了震惊苏区的“马儿崖事变”。红29军军长陈浅伦、政委李艮等军、师级红军将领几乎被斩尽杀绝,只有副军长刘瑞龙(刘延东之父——笔者注)一人生还。

  面对如此猖獗的反革命活动,采取严厉手段予以镇压是完全应当和必要的。问题不在于张国焘该不该搞肃反,而在于这次肃反仍和以前一样搞得漫无边际,以致不少忠心耿耿的革命者仅因无端猜疑就被推上断头台。更为荒唐的是,有的保卫干部竟以识字多少、手上有无茧巴、皮肤黑白来判断好人坏人,连上衣口袋别钢笔的人也不幸成了肃反对象。

  而且领导肃反的张国焘本人刚愎自用,完全容不得不同意见,在重大问题上稍与他相逆,便被视为异己。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西征川陕途中,曾中生、余笃三、邝继勋等人在小河口会议上尖锐批评了张国焘放弃鄂豫皖根据地等错误。张处境孤立,被迫检讨,但一直耿耿于怀。红军进入川北刚站稳脚跟,他便开始下手:曾中生、余笃三被投进监狱;邝继勋入川不久即被夺去兵权,先去刚成立的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当主席,很快又被调往赤江县任空头的指挥长。

  1933年2月中旬,川北土皇帝田颂尧倾力围攻红军之际,张国焘亲临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视察,在走出大门准备上马离开时,他好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对邝继勋说:“看来我给田颂尧写的信不起作用,你过去在川军中当过旅长,军营中袍泽故交很多,你是不是也给他们写封信?即使不能动员他们倒戈,能争取他们保持中立也是好的。”

  邝继勋想了想说:“谢德堪(川军旅长)过去在成都时与我拜过把子,罗泽洲我帮过他的大忙。这次他俩也带兵来了,我可以给他们写封信试试。”

  可是,邝继勋写给罗泽洲和谢德堪的信,却莫名其妙落到了张国焘手上。张国焘以“通敌罪”将这位英勇战将、红四方面军创建人之一逮捕,政治保卫局五花大绑将邝押送到通江洪口乡的关帝庙。曾中生、余笃三也先后被张国焘以“右派集团头子”、“托陈取消派”等罪名关押。

  面对张国焘精心设计的阴谋,邝继勋知道凶多吉少,在执行死刑前的遗书中写道:“中生、琴秋(张琴秋——编者注)同志,我先走一步了。请你们多加保重,如活到胜利,请向党中央报告,邝继勋是革命的,是含冤而死的……”

  几个执行队员把邝继勋的双手反捆上,推到了关帝庙后面的院子里,用绳子套住邝继勋的脖子,将绳头抛过树桠,另外的执行队员抓住绳子使劲一拉……

  5天后,余笃三被杀。1935年9月在川西卓克基,张国焘下令将曾中生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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