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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龚育之同志离开我们三年多了。在他逝世后,他的许多老朋友、老同事以及亲人和学生们写了大量内容丰富的怀念和追忆文章,感人至深。与这些老同志相比,我同老龚(年岁稍长者都这样称呼他,我也习惯了这种称呼)相识较晚,共事时间也不长,对他了解不是很多。虽然也想写点纪念文字,但又怕写不出什么新意,所以迟迟未敢动笔。

  说来老龚与我还是清华大学的同学。不过他是1948年入学,我是1950年入学。他学化学,我学历史。他于1951年因病休学,长期住院治疗。病好后直接到中宣部工作,没有再返校学习(后来他曾告诉我,像他这种情况,本来可以算毕业的,但他没有回校领毕业证书。于是填履历表时只写大学肄业,因此他在家中是学历最低的)。实际上,我们两人同时在清华学习,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在校时相互并不认识,但我那时已经听到过他的名字,这是因为1952年我选修俄语课时,给我们上课的龚人放先生,讲到学外语时说,只要听课一两年,打好基础,以后即使完全自学,也可学好外语。他举的例子就是龚育之。说他只听了一年俄语课,病休后,在病床上坚持自学一年多,现在已经可以翻译一般的科技文章了。从此,在我的印象中,龚育之就是一位聪敏好学、坚毅有为的学长。不过真正与他相识,则是30年后的事了。

  1980年,我从北京大学借调到刚刚成立的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当时老龚已是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委会办公室(不久改名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副主任。由于专业相关,此后对他所发表的著作文章以及他在一些会议上的发言、报告,我都很注意阅读学习。也是在此时,我才与他相识,并有所接触,通过学习和接触,逐渐对他有所了解。觉得他掌握大量中共党史的一手史料,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文字表达能力也很强。真可谓才、学、识俱佳,颇有史学大家的风范。

  我与老龚真正同处共事是从1991年才开始的,那年是中共建党七十周年。大约在1990年5月,主任胡绳带着党史研究室的一些干部,包括沙健孙、郑惠等几位室领导和少数中层干部,到胡乔木家中开会。我当时担任党史研究室二室的副主任,也参加了这次会。会议内容是讨论党史研究室关于纪念建党70周年的筹备工作。当时,党史研究室即将完成《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的编写工作,但这卷只包含民主革命部分。原计划加紧下卷的编写,由于篇幅较大(上卷已有50多万字,下卷估计有60多万字),想在次年“七一”前完成,困难极大。而且这样大部头的书,显然难以作为一般党员干部的学习材料。根据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组长杨尚昆,副组长薄一波和胡乔木)的意见,中央党史研究室要在建党七十周年时,先写出一本包括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两个时期的较为完整简明的党史。《中国共产党历史》下卷的写作工作暂时推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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