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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漱石(来源:资料图)

  1955年3月31日,中共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称:“高岗的反党活动已经有相当长久的历史。”“饶漱石是高岗反党阴谋活动的主要同盟者”。《决议》列举的主要事实是:“现在已经完全查明:饶漱石在1943年至1953年的10年间曾多次为了夺取权力而在党内使用可耻的欺骗手段。他在华东工作期间,在城市和农村中竭力采取向资本家、地主、富农投降的右倾政策,并违抗中央镇压反革命的政策而竭力保护反革命分子。1953年他被调到中央以后,认为高岗夺取中央权力的活动将要成功,因此同高岗形成反党联盟,利用他的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职务发动以反对中央领导同志为目的的斗争,积极进行分裂党的活动。”(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0册)

  历史的真相有待弄清

  对饶漱石与高岗是否存在“联盟”的问题,当年中共党内并非无人质疑。因此,195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结论中专门就高、饶是否结盟作了解释。毛说:“有人问:究竟有没有这个联盟?或者不是联盟,而是两个独立国,两个单干户……我们说,高岗、饶漱石是有一个联盟的。这是从一些什么地方看出来的呢?一、是从财经会议期间高岗、饶漱石的共同活动看出来的。二、是从组织会议期间饶漱石同张秀山配合进行反党活动看出来的。三、是从饶漱石的话里看出来的。饶漱石说,‘今后中央组织部要以郭峰为核心’……团结得很密切嘛!四、是从高岗、饶漱石到处散布安子文私拟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名单这件事看出来的……五、是从高岗两次向我表示保护饶漱石,饶漱石则到最后还要保护高岗这件事看出来的……从上面这许多事看来,他们是有一个反党联盟的,不是两个互不相关的独立国和单干户。”毛还说:“如果说,没有文字协定就不是联盟,那末高岗、饶漱石两个反党集团内部怎么办呢?高岗跟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马洪、郭峰之间,也没有订条约嘛!我们也没有看见他们的文字协定嘛!那末连他们这个反党集团也否定了!还有饶漱石跟向明、杨帆之间,也没有看见他们的条约嘛!所以,说没有明文协定就不能认为是联盟,这种意见是不对的。”(《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经过半个多世纪,在有关1950年代的诸多史料面世以后,人们不能不对当年关于饶漱石的反党“罪证”和“高、饶联盟”的说词提出质疑。

  所谓1943—1953年饶漱石“多次为了夺取权力而在党内使用可耻的欺骗手段”具体是指:饶1943年“在新四军军部住地黄花塘斗争陈毅同志的事件”及1949年“努力取得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职位事件”两件事。(1954年3月1日《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关于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的报告》,《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0册)虽然饶漱石在题为《关于我的错误的自我检讨》中也承认自己“在计较个人地位方面,尤其严重地暴露了我的个人主义”,但这种争权夺位,其性质恐怕与“反党”挂不上钩。

  所谓“在城市和农村中竭力采取向资本家、地主、富农投降的右倾政策”,并不符合事实。1996年出版的当代中国丛书《中国的土地改革》,对当年华东地区的土地改革完全作了正面的肯定,表明饶漱石主持的华东军政委员会执行的土地改革政策是正确的。

  至于说饶漱石是“违抗中央镇压反革命的政策而竭力保护反革命分子”,随着1982年潘汉年、杨帆冤案平反昭雪,饶的这一罪名也自然被否定。

  再说财经会议高岗和饶漱石有“共同活动”,无论是邓小平、陈毅、谭震林的报告,还是毛泽东的说词,都没有举出具体事实,唯一指出的是高、饶散布安子文(原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私拟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有薄无林”的事。据高岗秘书赵家梁说,1953年4月间,安子文拟了一个中共八大政治局委员名单,名单上有薄一波,没有林彪。一天中午,毛泽东让他的机要秘书亲自给高岗送阅这个名单,并立即收回。毛在中央的小会上严厉批评了安子文:一个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哪能来那么大的权力搞这么一个名单?安子文当即作了检讨。毛泽东说,这件事到此为止,不许外传泄密。高岗认为,安子文没有那个胆量,敢擅自搞这个名单,那是刘少奇让搞的,高岗觉察到毛主席在这件事情上对刘少奇的不满。但是他没有听从毛的交代,利用与一些干部个别交谈的机会,讲了这个名单问题,借以攻击刘少奇。(赵家梁、张晓霁《高岗在北京》,香港大风出版社2008年版)至于饶漱石散布名单的事,未见有具体资料披露。如果情况确实如赵家梁所说,那么高、饶散布这个名单,实属违犯了党的组织纪律,但也很难上纲为“反党”。

  看来最关键的一条,是组织工作会议期间“饶漱石同张秀山配合进行反党活动”,以及“饶漱石说,‘今后中央组织部要以郭峰为核心’”这两个问题了。

  据当事人郭峰1954年的交待,尤其是张秀山在《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一书披露的历史真相,毛泽东的说法与事实也大相径庭。

  关于张秀山在全国组工会议的发言

  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从召开预备会议起,就明确提出检查中组部的工作是毛泽东的指示,并一再动员各地代表认真准备对中组部的意见。参加会议的东北局组织部长郭峰在1954年的交待中说:

  (1953年)9月12日预备会议上,安子文同志提出主席指示,他个人也要求检查一下中央组织部工作,并要各地酝酿准备。会后,安子文同志曾个别问我:张秀山带来什么意见没有……他要我打电话征求张秀山、陈伯村同志意见。

  9月13日上午,少奇同志召集会议明确会议内容,并指出第一次组织会议是基本正确的,有某些不妥当的提法已纠正,或在此次会上加以改正。也谈到要检查工作问题。在这之后,我给张秀山同志写过一封信,主要内容是谈调干部及安子文同志要张秀山、陈伯村提供意见。

  9月23日领导小组会上,饶漱石表示,主席一再指示,对中组部工作上有何问题都应坦诚提出,摆在桌子上,要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安子文同志也再次着重说明要大区认真酝酿,准备对中组部的检查意见,并说到已告郭峰,征求张秀山、陈伯村同志意见(郭峰:关于我与张秀山同志在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发言的经过情况,1954年4月25日)

  张秀山因所谓高岗在东北的“五虎上将”的罪名被降级下放盘锦农垦局后,1955年夏,王震前来视察。两位老战友相逢,张秀山就自己的冤情向王震诉说:“我与饶漱石并不熟悉,从来也没有什么来往。在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上我与他只见过两次面,怎么会存在与饶漱石在组织工作会议上‘配合’的问题。”张把两次与饶见面的情况向王震细说后,又讲了自己在组工会议上发言中的那几点意见,和高岗不同意他去会上讲的情况。张秀山说:“我的错误是主席让我先找少奇同志谈一谈,我没有做到,就讲了。当时实在是没有时间向少奇汇报。”(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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