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之子忆父：24岁领导中共延安整风中曾想到死-纪实台-中国网络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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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9月初的一天，周恩来与王明一起来到父亲住处，告诉他说，因为上海形势紧张，周恩来要去中央苏区任军事部长，王明要去苏联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团长，要父亲出来主持中央工作。父亲后来在延安整风运动的检查中回忆，他当时听了大吃一惊，提出这样做不符合组织手续。周恩来和王明回答：已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商妥，再给共产国际远东局发个电报就可以了。就这样，24岁的父亲成了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者。历史有时就是这么不可捉摸。

　　父亲与周恩来、王明、卢福坦到一个小酒店会面。顾顺章和向忠发叛变后，留在上海的政治局委员只剩下陈绍禹(王明)、周恩来与卢福坦3个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远不足半数。他们重新组织新的政治局：由秦邦宪、张闻天、卢福坦、李竹声、康生、陈云、黄平、刘少奇、王云程9人组成；秦邦宪、张闻天与卢福坦为常委。

　　关于父亲的新职务，各种正规史料里面也是说法不一。比如《辞海》1999年版称博古为“负总责”，也有的资料称“总负责”；“中共党史网”上则称他为“总书记”。而1933年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报》刊登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博古同志”。我倾向于“负总责” 一说。父亲在延安整风时回忆，当时卢福坦想当总书记，王明和周恩来都不同意，于是定下来不设总书记，而叫“负总责”。不管名称是什么，从1931年9月到 1935年1月，父亲是中共主持中央工作的最高领导人，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

　　在延安整风的时候，父亲被整得非常厉害。父亲认为自己可能活不下去了，妈妈和《解放日报》的人只好经常陪着他，给他化解，让他放松。我手里还有一份父亲在1943年向中央政治局写的检查，里面有诸如“罪孽深重”、“脱小资产阶级之胎，换无产阶级之骨”之类的话，也可以感觉出他所遭受的压力。

193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和博古(右)。

　　1946年4月8日，39岁的博古陨落于晋北的崇山峻岭之中。这位24岁就登上中共权力最高峰的政治人物，曾有过炫目而又短暂的辉煌，以致在其走后的60多年里，依然是历史话题中的核心人物。

　　很少有人把秦铁这位瘦削的七旬老人与“中共前最高领导人的儿子”联系在一起。70岁的秦铁开了一辈子远洋货轮，从驾驶助理、三副、二副、大副，一直干到船长。退休后，他又开始了另一个颇不平凡的“航行”——探寻父亲博古的历史轨迹。

　　未兑现的礼物

　　说起来已经是64年前的事情了，但是很多细节却依然清楚地印在我脑海里。我还记得那天晚上，妈妈告诉我：“你爸爸明天就回来了，我们明天一起去机场接他。”我听到后，高兴地在窑洞的床上跳来跳去，兴奋得睡不着。其实对只有6岁的我来说，更让我兴奋的，不是要看见爸爸了，而是终于盼到他临行前答应要送给我的礼物了。

　　1946年2月13日，爸爸与董必武、王若飞等人以中共代表身份，从延安飞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离开延安那天，爸爸喊我的小名“侠儿”，问我：“我去重庆，你要我给你带什么东西回来？”我不假思索地回答：“红皮鞋！”那时候，延安有很多从重庆回来的小女孩儿，她们脚上穿的红色皮鞋给我羡慕坏了。我是长在延安的“土娃子”，既没有什么是“漂亮”的概念，也没有男孩子该穿什么、不该穿什么的概念，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也有一双红皮鞋。

　　除了红皮鞋，我还要爸爸给我带一篓橘子回来。国共合作后，重庆到延安有飞机往来，有些干部从重庆开会回延安，就给领导人带些橘子之类的水果。以前在我们这些在延安长大的小孩子印象里，最好吃的是酸枣，我们没事儿就去清凉山摘酸枣吃，后来才发现橘子比酸枣好吃多了。而且那时候觉得橘子都是给首长的，普通人轻易吃不着，大伙儿能分到一点尝尝就很荣耀。所以我也想让爸爸从重庆带橘子回来。我郑重其事地提出了这两个愿望，爸爸笑着都答应了。

　　4月8日一大早，妈妈就带着我去延安机场接爸爸。中午一过，毛泽东、朱德、任弼时、刘伯承、林伯渠等人也陆续到了机场。飞机上一共有13名乘客，除了爸爸，还有王若飞，刚刚被释放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及夫人李秀文、11岁的女儿叶扬眉和3岁的儿子阿九，以解放区职工代表身份出席巴黎世界职工代表大会的邓发也搭机回延安。

　　延安的气候一向干燥，可是那天很奇怪，偏偏起了雾，而且是大雾，淅淅沥沥又下起了雨，稍远一点的地方都看不清。大家悄悄议论：这样的阴雨天气，飞机能按时到吗？大约14点左右，低低的云层里响起飞机声。大家都说：“来了，来了！”但是除了厚厚的云，什么也看不见。轰鸣声持续了一会儿，由远及近，又由近而远，越变越小，直到渐渐消失……我和妈妈都很失望。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还不见飞机出现，大家有些失望，一直到16点，人群慢慢散去。有人安慰我妈妈说：“雾大，能见度差，飞机肯定返回重庆或者先降到西安，过两天会再回来的，不要担心。”

　　接下来的两天仍是阴雨绵绵，大家不断跑到山顶上去看看有没有飞机，依然杳无音信。之后的情况却让大家都有一种不祥之感：延安与重庆、西安联络，两个地方都回答说没见过这架飞机返回。几天后，我们家的窑洞里，来来往往的人突然增多了，安慰的、陪我妈哭的……我们才知道，4月8日当天飞机在260公里之外的黑茶山失事。

　　4月19日，延安举行了“四八烈士”公祭活动和追悼会，有3万多人参加。我对发生的一切并没什么概念，就知道人山人海，很多叔叔阿姨搂着我哭，而我一心想的是，爸爸答应我的东西是带不回来了……

　　父亲下葬的那天，棺材埋好以后，坟头上插了个木板儿，妈妈说：“侠儿，这是你跟你爸爸的最后一面，你给爸爸磕个头吧……”我死活不干：“这就是个土包包，我给土包包磕什么头啊？”妈妈说那里面埋的是父亲，我也不相信；后来妈妈打了我，我才勉强跪了一下，也没有磕头。这么多年过去，想起这个我就难受，最后悔没给父亲磕最后一个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