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网|中国网络电视台|网站地图
客服设为首页
登录

更多 爱西柚推荐

视频专辑热播榜


首播

重播

  核心提示: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红灯记》被列为十大样板戏之首。然而,这出样板戏的大多数创排者,却并未和自己的作品一道成为革命的“样板”,相反,他们因此经历了自己有生以来最黑暗的一段时光。

  李少春和阿甲、刘吉典等因抵制江青不合理意见被打成“破坏红灯记的反革命分子”,关进牛棚,挨批挨斗,受尽屈辱。

  刘长瑜因出身问题而被打成“狗崽子”“修正主义的黑苗子”……大字报铺天盖地,甚至停止了演出。为帮助她,周总理在一次200多人的会上有意识地说:“刘长瑜跟我一样,是旧官僚(家庭)出身,但她现在也跟我一样叛逆了她的家庭。她演的《红灯记》是革命的戏嘛。”因为总理的这番话,刘长瑜虽然仍在挨整,却一直在演李铁梅。

  高玉倩被造反派打成“特务嫌疑犯”受到迫害。后来在周总理的关怀下,才得以解放,并扮演了后来电影《红灯记》中的李奶奶。

  袁世海也被江青一伙赶下了舞台。他演的角色鸠山被人顶替,仍然是在周恩来总理的帮助下,袁世海才得以重归舞台,继续参与《红灯记》的演出,只是被要求“不挂名、不谢幕”。

 

  近半个世纪风雨《红灯记》:还有多少往事鲜为人知

  编者按:10月31日,本报3版“纪事/副刊”刊登《〈红灯记〉的前尘往事》一文,讲述了样板戏《红灯记》的前身——电影《自有后来人》的创作历程,时隔50年,罗国士、沈默君这两位《红灯记》故事最初讲述者的名字,被知情者从尘封的历史中拭亮。然而,在当年那部署名“集体创作”的红色经典中,究竟还有多少个名字应该为我们所铭记?究竟还有多少故事不为人所知?近日,本报记者走进当年创排京剧《红灯记》的中国国家京剧院,与老艺术家们共同回忆、感怀——

  那是1963年10月的一天,首都北京还沉浸在节日欢庆的气氛中,晴空万里、花团锦簇,中国京剧院的总导演阿甲急匆匆地赶往文化部,他刚接到时任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的电话,叫他去自己的办公室一趟。此时的阿甲并不知道,林默涵等待他去取的是一个剧本,而这个剧本,将改变他与周围许多人的整个人生轨迹……

  这个有着巨大“魔力”的剧本,正是后来成为8个样板戏之首的《红灯记》剧本,由上海爱华沪剧团改编自电影文学剧本《自有后来人》。

  谁创作了京剧《红灯记》

  “剧本上谁的名字也没有,就是‘中国京剧院集体创作’!”

  如今提起《红灯记》,我们能想起的是李玉和、李铁梅、鸠山,熟悉这出剧目的人或许能叫得上刘长瑜、钱浩梁、高玉倩……

  然而,倘若要拂去历史的尘埃,为《红灯记》的主创人员们列一张名单,著名的戏曲理论家、导演阿甲与剧作家翁偶虹的名字,应该列在首位,正是他们二人历经艰辛,九易其稿,最终合力完成了对沪剧《红灯记》的剧本改编。

  “还有李少春,当年李玉和的唱段、舞蹈动作基本上都是他设计的,李奶奶的(唱段)是李金泉给设计的,那可是下了功夫的,把英雄人物(的形象)一下子就给立起来了!”在中国京剧院,记者见到了当年在剧中饰演王连举的孙洪勋老人,他也是第一批参与《红灯记》创排的演员。已经74岁高龄的他,如今说起《红灯记》仍然是满眼满面的光彩。

  与他同来的还有当年负责乐队编配的张建民老人,今年也已76岁,清瘦清瘦的他总是十分谦逊。“我原来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作曲,1964年京剧院要搞现代戏,需要一些新文艺工作者加入,刘吉典先生就把我叫来了。”谈到《红灯记》的音乐创作,张建民始终称自己是“打杂的”,“音乐方面一直是刘吉典先生领导的,李广伯也做了不少工作。”李广伯是当时中国京剧院的京二胡演奏者,由于李少春、李金泉都不会记谱,就由他来负责理顺、记录他们设计的唱段。

  “刘吉典先生进了牛棚之后,基本就是李广伯在承担这事了。还有李劫夫,鸠山的唱段刚开始就是他设计的,后来江青嫌太好听,只能改掉。”回顾当年的创排过程,张建民不禁感慨,一出好戏是艺术家和广大文艺工作者长期劳动的结晶。“那时人真是认真啊,什么都不为,全心全意就想把这个戏做好!剧本上谁的名字也没有,就是‘中国京剧院集体创作’!”

视频集>>

热词:

大片放映厅|电影库|高清美图|热辣资讯|新片速递|精品栏目|电影滚播电影台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