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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高秉涵瘦削的手臂中抱着一个泛着青白色光的骨灰坛。他站在村子的西头,仔细地回忆骨灰主人生前的心愿。

  临终前,那个在台湾孤零零大半辈子的老兵嘱咐高秉涵,一定要将自己的骨灰送回老家山东菏泽定陶县,撒在“村西头一华里处的一棵槐树下”。

  “那块地就是我的。”老兵骄傲地说。

  可是当高秉涵从台湾来到这个小小的村庄时,却发现根本找不到让老兵念叨了一辈子的老槐树。时间带走了老兵的生命,也带走了槐树。最终,他只得在一群围观者怀疑的眼神中,打开骨灰坛,将白色的骨灰撒向一片玉米地,“老哥,你落叶归根了,安息吧。”

1991年5月高秉涵首次返乡探亲时,与故里长辈交谈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于右任《望大陆》

  高秉涵瘦削的手臂中抱着一个泛着青白色光的骨灰坛。他站在村子的西头,仔细地回忆骨灰主人生前的心愿。

  临终前,那个在台湾孤零零大半辈子的老兵嘱咐高秉涵,一定要将自己的骨灰送回老家山东菏泽定陶县,撒在“村西头一华里处的一棵槐树下”。

  “那块地就是我的。”老兵骄傲地说。

  可是当高秉涵从台湾来到这个小小的村庄时,却发现根本找不到让老兵念叨了一辈子的老槐树。时间带走了老兵的生命,也带走了槐树。最终,他只得在一群围观者怀疑的眼神中,打开骨灰坛,将白色的骨灰撒向一片玉米地,“老哥,你落叶归根了,安息吧。”

  44公斤的老人和57坛骨灰

  在台湾生活长达61年的菏泽人高秉涵清楚地知道,对那些大半生住在海岛上的“外省人”来说,这条通往家乡的路意味着什么。

  “没有不想家的。”这几乎是侯爱芝所能讲出的最长的句子。这位80多岁的菏泽老人住在台北,离家已有60多年了。从她脸上深深的皱纹和褐色的老年斑中,难以看出那段留在故乡的青春。

  她偏瘫了,半边身体不能动弹,语言能力也丧失了大半。她只能终日坐在一把木椅上。“想家。”老人有时会努力地挤出这两个字,眼里渗出浑浊的泪水。

  另一位菏泽同乡是一个83岁的老兵。他患上了老年痴呆症,无法出远门,但两岸通航后,却总是念叨着要回老家看看。儿子用轮椅推着他来到机场,当看见即将启程的老乡们时,他像个孩子一样兴奋地叫起来:“回家了,我要回家了。”儿子推着他在机场转了几圈,又把他抱上了返回台北的汽车。老人一直幸福地望着窗外,他真的以为自己就要踏上归途。

  高秉涵说,对于这些在台湾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老人,回家,就是天大的事。正因为如此,他想尽一切办法帮助同乡们完成回家的梦想。而许多菏泽同乡,也安心地将自己人生最后的希望交到他的手上。

  他甚至成为一些同乡户籍卡上的紧急联络人。有好几次,他被紧急叫到医院,弥留的同乡只有一个请求,让他把自己的骨灰送回菏泽老家。“我说好,你放心。他们就吧嗒吧嗒地落泪,然后就走了。”高秉涵低声回忆道。

  去世的老乡越来越多,高秉涵背负的嘱托也越来越重。自从1992年他带着第一坛同乡的骨灰回到山东,至今,已有57坛。

  对这个身高175厘米、体重却只有44公斤的老人来说,这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这些骨灰坛由青白色大理石制成,每一个都重达10公斤。为了不出差错,高秉涵一次最多只能往回带4坛。每次临近返乡,他都要跑到花莲、宜兰等地的军人公墓,将等待回乡的骨灰坛接走。

  一年夏天,他从台北赶去花莲的军人公墓办理骨灰迁移手续。没料想,台风来得突然,倾盆大雨从天而降,下山的桥被洪水拦腰冲断,他抱着冰冷的骨灰坛躲在空无一人的墓地。雨下得大了,“浑身就像泡在水里”。他发现附近为死去的“有钱军人”修建的凉亭,便捧着骨灰坛在亭子里蹲了一整夜,直到第二天才被直升机救出。

  家人并不同意老人的行动,“没有谁愿意家里摆着好几坛外人的骨灰”。为此,他不得不将骨灰摆进地下室,而自己就睡在一旁,借此安慰子女,“有我陪着这些老哥,他们的鬼魂就算回来,也不会去找你们的”。

  把骨灰从台北带回山东是个极其艰难的过程。这些被密封起来的骨灰坛,常常被误认有“藏毒的嫌疑”,高秉涵必须通过繁琐复杂的安检程序。并且,因为害怕骨灰坛摔碎,他从来不敢托运。即便带上飞机,他也只能小心地抱着,生怕空乘人员和周围的乘客发现。

  他曾经因为要照顾同行的另外一位老人,在海关遗失了一坛骨灰,也曾经因为没拿稳,把骨灰坛摔碎。但是最终,他还是把这些骨灰送回了那些逝者们生前无法回到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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