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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5月高秉涵首次返乡探亲时,与故里长辈交谈。

高秉涵近照。

小学毕业证书上的高秉涵。

1948年菏泽县南华第二小学二级一班合影。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于右任《望大陆》

  高秉涵瘦削的手臂中抱着一个泛着青白色光的骨灰坛。他站在村子的西头,仔细地回忆骨灰主人生前的心愿。

  临终前,那个在台湾孤零零大半辈子的老兵嘱咐高秉涵,一定要将自己的骨灰送回老家山东菏泽定陶县,撒在“村西头一华里处的一棵槐树下”。

  “那块地就是我的。”老兵骄傲地说。

  可是当高秉涵从台湾来到这个小小的村庄时,却发现根本找不到让老兵念叨了一辈子的老槐树。时间带走了老兵的生命,也带走了槐树。最终,他只得在一群围观者怀疑的眼神中,打开骨灰坛,将白色的骨灰撒向一片玉米地,“老哥,你落叶归根了,安息吧。”

  44公斤的老人和57坛骨灰

  在台湾生活长达61年的菏泽人高秉涵清楚地知道,对那些大半生住在海岛上的“外省人”来说,这条通往家乡的路意味着什么。

  “没有不想家的。”这几乎是侯爱芝所能讲出的最长的句子。这位80多岁的菏泽老人住在台北,离家已有60多年了。从她脸上深深的皱纹和褐色的老年斑中,难以看出那段留在故乡的青春。

  她偏瘫了,半边身体不能动弹,语言能力也丧失了大半。她只能终日坐在一把木椅上。“想家。”老人有时会努力地挤出这两个字,眼里渗出浑浊的泪水。

  另一位菏泽同乡是一个83岁的老兵。他患上了老年痴呆症,无法出远门,但两岸通航后,却总是念叨着要回老家看看。儿子用轮椅推着他来到机场,当看见即将启程的老乡们时,他像个孩子一样兴奋地叫起来:“回家了,我要回家了。”儿子推着他在机场转了几圈,又把他抱上了返回台北的汽车。老人一直幸福地望着窗外,他真的以为自己就要踏上归途。

  高秉涵说,对于这些在台湾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老人,回家,就是天大的事。正因为如此,他想尽一切办法帮助同乡们完成回家的梦想。而许多菏泽同乡,也安心地将自己人生最后的希望交到他的手上。

  他甚至成为一些同乡户籍卡上的紧急联络人。有好几次,他被紧急叫到医院,弥留的同乡只有一个请求,让他把自己的骨灰送回菏泽老家。“我说好,你放心。他们就吧嗒吧嗒地落泪,然后就走了。”高秉涵低声回忆道。

  去世的老乡越来越多,高秉涵背负的嘱托也越来越重。自从1992年他带着第一坛同乡的骨灰回到山东,至今,已有57坛。

  对这个身高175厘米、体重却只有44公斤的老人来说,这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这些骨灰坛由青白色大理石制成,每一个都重达10公斤。为了不出差错,高秉涵一次最多只能往回带4坛。每次临近返乡,他都要跑到花莲、宜兰等地的军人公墓,将等待回乡的骨灰坛接走。

  一年夏天,他从台北赶去花莲的军人公墓办理骨灰迁移手续。没料想,台风来得突然,倾盆大雨从天而降,下山的桥被洪水拦腰冲断,他抱着冰冷的骨灰坛躲在空无一人的墓地。雨下得大了,“浑身就像泡在水里”。他发现附近为死去的“有钱军人”修建的凉亭,便捧着骨灰坛在亭子里蹲了一整夜,直到第二天才被直升机救出。

  家人并不同意老人的行动,“没有谁愿意家里摆着好几坛外人的骨灰”。为此,他不得不将骨灰摆进地下室,而自己就睡在一旁,借此安慰子女,“有我陪着这些老哥,他们的鬼魂就算回来,也不会去找你们的”。

  把骨灰从台北带回山东是个极其艰难的过程。这些被密封起来的骨灰坛,常常被误认有“藏毒的嫌疑”,高秉涵必须通过繁琐复杂的安检程序。并且,因为害怕骨灰坛摔碎,他从来不敢托运。即便带上飞机,他也只能小心地抱着,生怕空乘人员和周围的乘客发现。

  他曾经因为要照顾同行的另外一位老人,在海关遗失了一坛骨灰,也曾经因为没拿稳,把骨灰坛摔碎。但是最终,他还是把这些骨灰送回了那些逝者们生前无法回到的故乡。

  只要还有一个人要回家,我就陪着他们

  在台湾,200多个从菏泽一路历经战火和逃难来到这里的人组成了“菏泽旅台同乡会”。高秉涵因为来台时年龄最小,在同乡会里也最年轻,被推选为会长。

  对他来说,会里的每一个同乡都是他的父兄、母姐。他坚持每年清明或中秋陪着想要回家的同乡一道返乡,“我答应过他们,只要还有一个人要回家,我就陪着他们一起回来。”

  说这话的时候,高秉涵似乎已经完全忘记,自己也是一位75岁的老人了。

  其实,菏泽只是他生活了13年的地方,如今他在那里已没有“五服以内的亲人”。但因为这些同在异乡的乡亲,菏泽不仅意味着故乡,也意味着他身上背负的、关于回家的约定。

  高秉涵成了菏泽同乡的中心人物。这些一辈子都未忘乡音的菏泽人频繁地聚会,只不过,他们的话题屈指可数:家乡的样子,逃难的经历。他们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自己的故事,以至于后来高秉涵的太太都不愿意参加这样的聚会,因为“每次都听同样的事情”。

  即便在家里,高秉涵也总是在饭桌上兴高采烈地讲起小时候在乡间犁地,和父亲清晨跑到“黑豆棵”里捉鹌鹑,讲起老家的风俗“压床”。当然,还有许多逃难路上的故事。

  以下就是那被上百次反复讲述的故事之一。

  厦门海岸上的一个秋夜,中秋节刚刚过去,“月光很亮”。高秉涵和海滩上成千上万人一样,焦急地等待着前来带他们到海峡另一边的船。天还没亮,两艘登陆艇悄悄地靠岸,逃难的人们“像流水一样疯跑”,想要抓住最后一根离岸的稻草。

  这个当时只有14岁的男孩,只能跟着人流向前挤,一开始是在地上跑,但很快就变成了“在被踩死的尸体上跑”。身后的士兵甚至用枪托打在他身上,想要踩着他登船。

  天已大亮,当他在最后一刻挤上船时,一颗炮弹落在船上,硝烟和血雾弥漫在一起。那些未能登船的士兵绝望地哭喊着,有的拿起枪向船上扫射。舱门关闭,将正在那里的难民拦腰夹断。船上幸存者所能做的,只是将尸体和残肢不断地扔进海中。

  当登陆艇离去时,海水变成了猩红色。高秉涵站在船舱盖子上,那里到处是人,甚至连蹲下的空间也没有,空气中飘荡着“火药和血的味道”。

  他漂落到了大海的另一边,再也见不到自己的母亲。但是,当时的他甚至不知道那样一个充满诀别意味的清晨,究竟是哪一日。数十年后,他在图书馆翻查史料,才发现自己乘坐的是那一年由厦门驶往台湾的最后一班船。日期:1949年10月16日。仅仅就在半个月之前,在遥远的北京,一个新的共和国成立了。

  那个被他一刀一刀刻进心里的故乡

  此岸,曾经像是一生也回不来的地方。

  但高秉涵和那些一直坚称自己“旅居台湾”的老人一样,从未放弃寻找触摸故乡的机会。菏泽同乡卞永兰就是其中的一位。上世纪60年代,她取得了阿根廷护照。1982年,她终于在从阿根廷到台湾的旅途中找机会回到菏泽。

  她的记事簿上密密麻麻地记载着在台湾的菏泽同乡对她的请求,有的想要张“老房子的照片”,有的请她去找一找自己失散多年的老母亲,有的则请她带回点家乡的特产。高秉涵也对她说了个请求:“带点家乡的土回来吧。”

  卞永兰回到台北的第二天,菏泽同乡举行了一场大聚会。许多人脸上的神情显得紧张,大家像小学生一样规矩地坐在一起。

  分特产时,人多物少,最终定下“每户烧饼一个、耿饼三只、山楂和红枣各五粒”。之后则要分配卞永兰从菏泽提回来的整整3公斤泥土。因为高秉涵是律师,他被指派执行“分土”。经过激烈的争论,同乡们约定必须凭籍贯栏中写有“菏泽”二字的身份证方可领取,并且“每人一汤匙,不可多得,分土者因责任重大,可分到两汤匙”。

  直到今天,当高秉涵回忆起那时的情景,还记得四周静得“落下一颗尘土也听得见”,没有人说话,甚至没有人大声喘气。他一手拿汤匙舀土,另一手用筷子小心地将汤匙里冒出的土尖拨平,再倒在一张白纸上。

  分到土的人小心翼翼地捧着这一层灰黄色的泥土,仔细地包好。有一位老先生,因为双手颤抖,还没等包起纸包,就把土撒在了地上。他坐在地上,一边捡土,一边流泪。最后,高秉涵又给他分了一汤匙。

  那些手握泥土的同乡们脸上“又得意又哀伤”的表情,让高秉涵终生难忘。

  这个“分土人”,将一汤匙泥土锁进了银行保险箱,同样在那个保险箱里的,还有他和太太多年来积攒的金条、金饰。而另一匙泥土,则被倒进了茶壶,加满开水,“每次只敢喝一小口,整整用了一个星期才喝完”。

  这些带着“故乡味儿”的泥土,其实“没有什么味道”,但高秉涵一边喝一边哭,“流出的眼泪比喝进去的泥水还要多许多”。

  那时的他并不知道,何时能再踏上家乡的土地。

  台湾的“外省人”一度寄希望于蒋介石“反攻大陆”。1951年,蒋介石颁布《反共抗俄战士授田条例》,凡当兵满两年者都获颁“战士授田凭证”,等“反攻”成功后,就可以兑换授田证上的土地。那些年轻或年长的军人愿意相信这一切,甚至有人喜气洋洋地规划着:“到那时我就回去种地,种上麦子、玉米、高粱、黄豆和芝麻,剩个几分地再种点儿菜。”

  很快,这个像泡沫一样的许诺破灭了。和数百万从各个港口逃离、并最终汇聚在这个岛上的人一样,高秉涵想念自己的母亲,想念家乡,尽管那里只有他短短13年的记忆。

  当年,逃难路上连绵的战火夺走了他大部分的行李。但是,一些东西被幸运地保存下来,直到今天:一张绵纸制成的菏泽县南华第二小学毕业证书、一张小学“流星排球队”的合影,以及“南华第二小学二级一班”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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