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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安禄山只是个懂得讨皇帝欢心的角色,那么玄宗只会把他安排在自己身边,而不会让他担任一方大员。我们在唾弃和责骂安禄山的同时,是否也应从当时的政治形势、军事态势以及中枢政权关系来冷静考虑玄宗重用安禄山的原因呢。

  其一,李林甫专宠固位。

  《资治通鉴》中评价说:“诸道节度尽用胡人,精兵咸戍北边,天下之势偏重,卒使禄山倾覆天下,皆出于林甫专宠固位之谋也。”

  安禄山得势,存在李林甫为稳固自己相位而重用胡人的作为,但把安禄山倾覆天下的责任,全放在李林甫身上,显然也是有失公允的。

  其二,胡人掌兵有利于边境作战。

  当时北方的突厥,西方的吐蕃,东北的契丹、奚等族,仍时常犯边,给大唐边境带来许多灾难,并且对中原地区也造成极大的威胁。玄宗时期,大唐国力方胜,当然要保卫国家尊严,所以边境内战事连年不断。

  想安境开边,就需要优秀的将军。

  这时候汉人将军和胡人将军就显出的明显的区别。汉将由于传统教育的原因,往往持着“以民为重”、“安全压倒一切”的思想,只想保住边境平安,缺少主动打击敌人的信心和想法。再加上朝廷内部的文官更大多是认为“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对边境战事很不支持。

  杜甫曾也曾写诗 “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借汉武帝暗指玄宗穷兵黩武。

  王忠嗣曾领河西、陇右、朔方、河东四镇节度使,即使他在与异族之战中,屡战屡胜,但很少“宜将剩勇追穷寇”,而是说:“国家升平之时,为将者在抚其众而已。吾不欲疲中国之力以徼功名耳。”王忠嗣虽然领兵出色,几乎百战百胜,但他只是安境,并不开边。所以后来并不为玄宗所喜。

  而胡人则不同,他们受汉文化影响较小,没有圣人教育的“止戈为民”的思想,他们更崇尚暴力。在边境作战中,哥舒翰、高仙芝、安思顺、安禄山等人脱颖而出,逐渐得到玄宗的种种优宠和恩遇。

  其三,安禄山和皇子关系疏远。

  这也是很重要的一条,历代皇帝都害怕外将与皇子勾结,以免皇子权力过重把皇帝架空。玄宗本身就是典型,他还不是太子时就大力培养自己的势力。睿宗被架空,迫不得己把皇位让给李隆基,大皇子李成器更是怕当第二个李建成,哭着求着把太子之位让给自己的三弟。

  玄宗决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在自己身上(虽然这件事最后还真的发生了)。

  玄宗曾让安禄山去见太子,安禄山见后不拜。左右的人催促他礼拜,安禄山却站着说:“我是胡人,不懂得朝廷中的礼仪,不知道太子是什么官?”

  这绝对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了,身为一方大员,还能真得不知道太子是干什么的?

  玄宗听了却很高兴,亲自解释说:“太子就是将来的皇上,朕去世之后,代朕作君王统治你的就是他。”安禄山说:“我愚蠢浅陋,过去只知有陛下一人,不知还有太子。”

  安禄山的做法无疑得罪了太子,但也得到了玄宗的信任。至少玄宗不用再怀疑这个粗鄙的武人和皇子有所勾结,可以大胆使用。

  其四,安禄山和主要将相之间有矛盾。

  虽然皇帝希望列位臣工同心协力、团结友爱,但傻子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大臣们由于性格、理念不同,再加上都有些不可告人的小心思,肯定会分成几个派别。皇帝就是要充分利用各派别的对立,让他们互相牵制,平衡各种力量,稳定自己的统治。

  天宝二年,吏部侍郎宋遥和苗晋卿负责选举取士,二人想依附御史中丞张倚,从万名选人中录取64人,把张倚之子列为第一。安禄山向玄宗揭发此事,玄宗亲自复试。这位纨绔子弟拿着试卷,一天也没写出一字来,被时人讽刺为“‘曳白”。

  这次选举舞弊案,李林甫作为吏部尚书,也负有一定的领导责任。当时安禄山刚被任命为平卢节度使,还不知道李林甫的厉害,所以才坚决进行揭发。李林甫认为自己并没有受到任何处份,还为自己排除了两名不忠心的手下,所以并没有再找安禄山的麻烦。不过他还是寻找机会敲打敲打了安禄山几次,安禄山发觉自己所擅长的那些招数,人家李林甫全会并且比他都精通。后来安禄山对李林甫可谓敬畏有加,每次见李林甫,都紧张得浑身冒汗。

  安禄山一定后悔曾跟李林甫作对过,不过他的这一次揭发,倒是迎合了玄宗的心思。

  至于安禄山和杨国忠的关系,那可是死对头。

  在安禄山眼中,李林甫做宰相我服,可你杨国忠比李相差远了,你不过是借着妹妹的裙带关系死皮赖脸爬上来的,俺安禄山打心眼里看不起你。

  杨国忠本身就是睚眦必报的小人,现在身为宰相,总是被下属看不起,也是十分恼怒,就总在玄宗面前打安禄山的小报告。安禄山知道后,对玄宗说:“杨国忠嫉妒,欲谋害臣,臣死无日矣。”

  除了两相外,安禄山还和大将军哥舒翰之间积怨甚深。本来两人不对眼也就是了,但还不到结怨的地步。可是一场宴会,让两人差点当众打起来。

  安禄山对哥舒翰说:“我父亲是胡人,母亲是突厥人,你父亲是突厥人,母亲是胡人,我们都差不多,为什么不相亲近呢?”

  哥舒翰虽然是个大老粗,但也读过几本书,就想在安禄山面前显摆显摆,掉了句书文道:“古人云:野狐向窟嗥,不祥,以其忘本也。敢不尽心焉?”意思是说,我不敢忘本,一定与你尽心相交。

  不过一来这句“古人云”引用的不是特别恰当,二来安禄山是个十足的文盲,这句古人云也就产生了天下的误会。

  安禄山认为哥舒翰说的“野狐”是讥讽他是“野胡”,勃然大怒,对哥舒翰破口大骂。由此两人原本不咋地的关系变成彻底决裂。

  其五,安禄山是长养在东北的混血胡人,精通六种民族语言(虽然是文盲,但很有言语天赋),曾当过专业的交易中间介绍人(互市郎)。便于在东北复杂的民族聚居地区发挥作用。他的这一特殊条件,在玄宗考虑人选时具有优势。

  其六,安禄山的战绩

  根据史书记载,安禄山和奚、契丹打过两次大仗,但都失败了。第一次是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奚、契丹初叛,他奉命讨叛,恃勇轻进,损失惨重。差点被张守珪杀了头,最后玄宗认为他也有勇斗诛杀之功,而寇戎未灭,欲收其后效,故而“且停旧官,令白衣将领”。(张九龄《敕幽州节度张守珪书》)。第二次是天宝十载(公元751年),他发兵六万讨契丹,被杀伤略尽,自己也差点丧命。次年再发兵20万打契丹,因内部矛盾,不进而班师。

  从他这两次打仗中,可见他的军事才能并不卓越。

  不过根据史书的规律,坏人对外作战都是比较笨蛋的,只有在内乱时也比较厉害。安禄山也如此,想安史之乱时,面对大唐军,其势如破竹,怎么也不像军事笨蛋。

  我们来抠抠史书的犄角旮旯,可以发现安禄山并非总是战而无功。

  张九龄《贺奚、契丹并自离贰廓清有期状》中曾说“安禄山复有杀获”。张九龄见安禄山第一面,就如同相士一般指着他说“乱幽州者,必此胡也。”从他的口中说的安禄山的战功,肯定不会假,甚至是被缩小过的。

  再从安禄山的部将经历推一下。如:李忠臣“事幽州节度……安禄山”,“频委征讨,积劳至折冲郎将、将军同正、平卢军先锋使”(《旧唐书 李忠臣传》);田承嗣任“安禄山前锋兵马使,累俘斩奚、契丹功,补左清道府率,迁武卫将军”。(《旧唐书 田承嗣传》)

  安禄山还善于执行怀柔政策,唐人姚汝能所著的《安禄山事迹》中指出:安禄山对诸蕃“潜行恩惠”,“蕃人归降者以恩煦之,不伏者以劲兵讨之,生得者皆释而待,锡以衣资,赏之妻妾。”这说明他作为节度使,代表唐朝廷在东北成功安辑、抚慰异族人民,也保证了边境的安全。

  安禄山还有一种被后人垢病的作战方法:诱杀。

  《安禄山事迹》卷上说他常引诱吐蕃、奚、契丹等族人参加宴会,暗中在酒里下药,动辄数十人,然后向朝廷发捷报。《旧唐书 安禄山传》说安禄山前后十次欺诱契丹赴宴,预先掘一坑,待其昏醉,斩首埋之,每度数十人。《新唐书 安禄山传》则说用他用这种办法“先后杀数千人”。《资治通鉴》更是说成“ 动数千人”。

  反正成书越晚的书,记载的安禄山诱杀敌人的人数越多。

  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一种对敌的方式。只是老鱼不太明白,这异族人怎么就这么笨,一直发生战争的两方,怎么这么轻易就云赴宴了,就算没听过鸿门宴,也该知道防备着点啊。尤其是还一而再,再而三,甚至一连十余次的中计?

  玄宗曾下诏表扬安禄山为“万里长城,镇清边裔,中权决胜,暗合孙吴”。把安禄山比作孙武、吴起。(玄宗老儿太过分了,安胖子距离孙武、吴起差得没边了。)

  诏中还说:“一心之节逾亮,七擒之策益章。内实军资,丰财以润国,外威戎落,稽颡以输诚。”(这更没谱了,安胖子大字不识几个,怎么还能超过了诸葛亮?)

  总之,安禄山虽然远远比不上孙、吴、诸葛亮,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在边境上是有功劳的,尤其他的军事行动很对玄宗的心思。再加上安禄山利用各种方式向玄宗表忠心、讨玄宗喜欢,唐玄宗一时兴奋,视安禄山为大唐肱骨之臣,终于酿成大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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