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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作初衷

  2009年,对于中国的纪录片创作者来说,无疑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年份。回望100年前的1909年,是中国封建王朝刚刚改了最后一个年号的宣统元年。风雨飘摇中偌大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是北京紫禁城金銮殿里一个三岁的孩子——溥仪。

  这一年,在日本留学习武的22岁的蒋介石,写了一首《抒怀》:“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万事休/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此时,蒋介石已追随孙中山参加了同盟会。

  也是这一年,16岁的毛泽东在结束了韶山冲6年的私塾教育,准备赴县立高小求学前,留在父亲每天必看的账本上一首《七绝·改西乡隆盛诗赠父亲》:“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西乡隆盛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三杰之一。

  40年后的1949年,“腾腾杀气”的蒋介石未能实现“光我神州完我责”的豪言,只能隔着台湾海峡感叹“力不如人万事休”了。而“立志出乡关”的毛泽东,果真“人生无处不青山”。踏遍青山后,他和他的战友们走上长安街,登临天安门城楼,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

  又是60年过去,中国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如何充分利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几代新闻纪录片工作者积累下来的共和国成长、壮大的独一无二的形象资料,以纪录片的形式,选择一个特殊的视角来结构和拍摄一部纪录片,既是我们共同的愿望,亦是一道难题。高峰厂长提出,可以用“长安街”作为主线,来贯穿中国百年沧桑的一个个节点。这一创意让我们从纷繁的历史事件中跳了出来。

  2008年9月,在总导演高峰、制片人陆黎的共同策划下,纪录电影《长安街》正式立项,我受命担任该片的执行总导演,与摄制组的全体成员一起,按照总导演的创作思路来打造《长安街》。

  创作对象

  作为一条街道,有着600年历史的长安街雏形于明永乐皇帝营建北京城之时。承天门(清顺治年间改为天安门)前这条东西走向的横街,与纵贯南北的御道中轴线,垂直相交成“十”字型的经纬坐标中心点,构成了北京城坐北朝南,街巷纵横的总体布局。承天门两侧,按“左祖右社”分别兴建了太庙和社稷坛(今劳动人民文化宫和中山公园),两个门前的横街上各建有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出左门至东单牌楼为东长安街,自右门至西单牌楼为西长安街。东、西单牌楼间这段最早的长安街,长度为3.8公里,宽度约15米。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东、西单牌楼仍是长安街两端的终点,想从东单往东或由西单向西,都必须绕道大大小小的狭窄胡同。经过整个五十年代的不断改造,直到1959年建国十周年之前,那些与长安街在一个平行线上的房屋和胡同才陆续被辟成马路,形成东起建国门,西至复兴门,宽度为80—120米,长度为6.7公里的长安街。

  此后的半个世纪,长安街延长线的两端不断向东西延伸,先大北窑至公主坟,后通州潞河广场至首钢东门,打造成今天总长度达47公里的一条通衢大道,“十里长街”延展为“百里长街”。

  世界上每个国家的中心城市都会有一两条著名的街道,比如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柏林的菩提树大街、东京的银座、伦敦的白厅大街和牛津街、华盛顿的宪法大道和纽约的第五大道、圣彼得堡的涅瓦大街和莫斯科的新阿尔巴特大街……这些著名街道是一个国家政治、金融、商业、历史、文化、艺术、宗教集中展示的窗口,也常常是地标建筑最集中的国家名片。相比而言,长安街是所有这些著名街道中历史最悠久、功能最多元、长度和宽度均首屈一指的大街。

  如何在90分钟的篇幅里呈现一条世人熟知而又陌生的长安街呢?从2008年10月下旬起,导演组和摄影组主创人员先后分期分组分段考察了这条长街的不同点位。在瑟瑟的秋风中,摄影师和导演们在落满梧桐叶的东郊民巷商量内容的取舍;在无雪的冬天,担当导演和撰稿工作的毕琼,独自骑单车穿行于长街的东西两侧寻找灵感和线索……即使开拍之后,所要表现的内容也在确立和否定中不断被修改。

  面对这样一个特殊的创作对象,我们面前有多种选择。可以用长安街600年的历史和60年的变迁来结构本片,可以与世界上著名街道的横比中凸现其特色,也可以以小见大,拎出长安街变化中特定的事物,比如建筑、门脸、路牌,甚至一草一木来结构出一部充满知识和趣味的人文地理类影片。尽管沉淀于长安街内外的故事众多、精彩纷呈,但是编导组始终明确一点,我们试图通过纪录电影《长安街》展现的“变化”,不仅仅是一条街道的“物理变化”,还是被近百年历史风云雨洗礼之后这条街道发生的“化学变化”,这种变化不但体现在长安街,还从这条街放射出来,影响着我们的国家,联系着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原因很简单:长安街首先是一条政治街。

  创作要点

  结构纪录电影《长安街》,我们特别注意了三个重要的年份:1919年、1949年和1978年,从时间跨度上正好是距今90年、60年、30年,从逻辑关系上,每个30年都是承前启后,相互关联。90年前长安街上五四青年的呐喊,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进行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60年前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的宣告,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新中国如日初升;30年前京西宾馆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中国推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快车道。以这三个历史节点为基础,用长安街为主干,串起建国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的巨大变迁中的典型事件,是纪录电影《长安街》的创作要点。

  毛泽东曾经讲过:“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如果我们把这段话分为三段,似乎暗合了三个30年中国历史的进程,每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都在长安街留下了鲜明的记忆。

  第一个30年是浴血奋战和民族抗争:从五四运动到抗日战争,长安街上的热血青年脚步匆匆,国共两党分分合合,血雨腥风。第二个30年是自力更生和光复旧物: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一度成为中国最大的建筑工地,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人民大会堂仍参照“左庙右社”的建制在广场的东西两侧拔地而起,每年五一、十一的大游行,把毛泽东推向“个人崇拜”顶峰的红海洋,还有十里长街送总理和欢庆粉碎四人帮的悲喜人潮。第三个30年是开放的中国逐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每天清晨庄严的升旗式,气势磅礴的大阅兵,CBD和金融街,世纪坛和大剧院,风格特异的现代建筑竞相媲美在长安街。

  今天,绿地、橱窗和霓虹灯弱化了长安街的政治功能,人们不再带着敬畏之心在这条宽阔的大街上产生渺小之感,不再以朝圣者的狂热奔走于长安街释放激情。长安街越来越使我们感到亲切、感到自豪,因为她承载着昨天的历史,更因为她装点着今天的生活。

  这是我们希望通过《长安街》表达的情感。

  创作形式

  纪录电影《长安街》在2009年推出,无疑是要给新中国建国60周年大庆献礼的。如何使我们的创作思维有新的价值,如何从新影习惯的大量占有资料重新编辑的纪录片模式中找到一个独特的表现形式,是我们摄制组在前期案头工作时需要解决的问题。

  如果我们依旧以编资料的方式把长安街的脉络梳理出来,然后配以大而化之、慨而慷之的解说词,完成献礼的任务并不难。但是如果想寻找和发现长安街保留下来的历史痕迹,并且要使这些痕迹与我们要表现的长安街90年来的三个节点有机地融为一体,还是颇费心力的。

  经过查访,我们在距西长安街不到100米的闹市口文华胡同24号找到了李大钊的故居。李大钊曾是北京大学教授、图书馆主任,是五四运动的推动者和领导人,也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1920年至1924年在文华胡同居住期间,正是他成立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与陈独秀“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历史时刻,也是他代表共产党与孙中山谈判,开启第一次国共合作关键时期。“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李大钊,1927年被奉系军阀抓捕后绞杀,年仅39岁。

  1949年3月,当毛泽东回到阔别多年的北平城、再次踏上长安街时,曾十分感慨地对身边的战友说:“30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我们决定用李大钊的小院带出长安街上的五四运动,带出1919年至1949年弥漫在中国大地上的血雨腥风。

  在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当摄影机在一个制高点上,镜头从小院逐渐拉开至长安街时,我们心中生出无限的感慨:在喧闹的长安街背后,在流光溢彩的都市一隅,空无一人的小院是那么淡定从容。曾几何时,中国最有理想和抱负的一群青年先驱,就聚首在这里,在李大钊“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也”的名言激励下,他们从这里出发,走上了救国救民的道路。今天,长安街的繁华或许是对他们灿烂理想和生命的礼赞。

  我们在建国饭店的咖啡厅拍摄了一组轻松浪漫的转换镜头,在春雨潇潇的季节,一位身着旗袍的姑娘在优雅地弹着钢琴,舒缓的旋律,熟悉的老歌又飘荡在长安街上,镜头带出一个新的时代来临。建国饭店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中外合资的五星级酒店,她的出现,为长安街严肃的面孔抹上了一点胭脂。30年后,虽然长安街两侧的五星级酒店早已不再新鲜,建国饭店却依然保持着她捷足先登的风范。

  除了用新拍摄的画面来记录长安街,我们还希望用能搜集到的声音资料来表现过去的长安街。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中国的影像纪录资料主要集中在新影和八一电影制片厂,八一厂更多是纪录军事方面的新闻事件。由于胶片成本昂贵,许多重要的历史场景没有保存下来。相比而言,留下的声音资料要丰富得多,因为在电视普及之前,人们获得新闻的最快捷方式是听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都在长安街,据资料记载,当年长安街每根电线杆子上都有高音喇叭,每天播送“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上世纪70年代初期广播英语节目出现时,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上随处可见男女老少听着高音喇叭学英语的场景,可惜我们在已有的纪录片资料中没有找到类似画面。

  我们了解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制作了一档“曾经的声音”特别节目,用声音记录了共和国许多重要的瞬间。经过制片组多方联络沟通,得到了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总编室、台领导以及各级职能部门的热情支持和配合,使我们得以在一间朝向长安街的演播室里重现了这个节目的录制场景。镜头从鬓发如霜的老播音员移至长安街,太阳恰在此时升起于东方天际,那些充满时代特征的声音带我们回到已经久远的年代……尽量挖掘珍贵的声源作为音画创作的重要素材,是我们在《长安街》中力图实现的一个构想。

  此外,为了获得特殊的视觉效果,承担该片摄影重任的杨林、罗凌、李雄等几位优秀的资深摄影师绞尽脑汁。其中,移动逐格拍摄的大量使用,在影像上升华了长安街的时光流转与世事变迁。制作部还根据摄影师的构想特别设计定制了可以围绕人民英雄纪念碑360°的移动轨,使我们得以用镜头语言凸显了这座丰碑的特殊意义。总之,各部门的通力协作是未来影片成功的基础。

  创作期待

  应该说,长安街在亿万中国人心中有着特别的情感,在外国人眼里也是一条具有中国地标意味的街道。东西走向的长安街,以它广博的胸怀纵横南北,串联起一处处人们耳熟能详的路段、景点,吸引着世人的眼球:“天安门前留个影”,至今都是这条街几十年来不变的风景;去西单、逛王府井,几乎不亚于吃烤鸭、游长城,是五湖四海的宾客在北京的必修课……长安街牵动着无数人的记忆,记忆中的长安街必定气象万千。作为纪录片创作者,我们的选择、取舍,其实就是我们的创作期待。

  我们在西长安街的佟麟阁路口发现了一个中式茶馆“尚品茗居”,根据目前我们对长安街及其沿线两侧近百里的踏访,这或许是长安街近60年变迁中硕果仅存的街边一个老北京传统四合院,这让我们在流连于这条日新月异的大街时留下一丝遗憾。我们真心希望这样的四合院能在现代化玻璃幕墙的楼群中有一席之地,因为我们在这个磨砖对缝的灰色平房里可以触摸到长安街的昨天。我们拍摄了茶馆里的茶艺和悠闲品茗的茶客,窗外就是长安街的车流,对面是华灯初上的民族饭店。长安街和茶一样,是要慢慢品味的。

  仲春的午后,在与国家大剧院相隔一条马路的石碑胡同居民小院,挥舞旗杆的孩子和飞向蓝天的鸽群在镜头里是那样灿烂;初夏的清晨,在天安门东侧的菖蒲河公园,票友唱戏、老人下棋、孩子游戏,大宅门上的光影瞬息万变,水牛儿在雨后的树干上伸展犄角……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无时不丰富着我们对这条街的认知。我们以为,这是长安街政治属性之外最富民生的状态,也是一条街最该拥有的一幅常态市井图。因为长安街600年的历史告诉我们,正是有了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才有了如此鲜活的记忆和厚重的人文积淀。

  五一节前夕,我们在天安门广场的日出时分拍摄了广场中央矗立起孙中山像的过程。每年五一、十一,这位推翻帝制的民主革命先驱者的画像都会隔着长安街与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含笑相望。如今,国共两党的合作平台已日趋紧密,中国一个世纪的变革印证了孙中山的预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长安街是浩荡潮流中的一条河,里面有英雄豪杰,也有芸芸众生,这是我们对文献纪录电影《长安街》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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