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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二三年周氏兄弟失和,羽太信子亦为当事人,但她不曾为此留下任何文字。鲁迅只给自己取过一个笔名叫“宴之敖”——据许广平《欣慰的纪念·略谈鲁迅先生的笔名》云:“先生说:‘宴从宀(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别人转述他有关家庭经济纠纷的话,仅仅揭示了失和的间接原因。至于直接原因,周作人该年七月十七日日记或有记载,但是被他剪掉了,现在所见影印本,留有一行空白。只有七月十八日他致"鲁迅先生"的一封信,最早披露于许广平《鲁迅回忆录》中,周作人对此的反应是:"下午偶阅许氏所作回想录第四章,记鲁迅事,意外的述原信中语云,请以后不要进后边院子里来,关于此事,雅不欲谈,乃许氏自愿一再发表,由此一语,略可推测全事矣。"(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日记)然而信里只见他的反应,没讲到底发生过什么:"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外人看了,还是莫名所以。后来周作人说:"关于那个事件,我一向没有公开的说过,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知堂回想录·不辩解说下》)

  不过他确有一次“公开的说过”——当然是在很小的范围内——“此事”原委。见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一日鲁迅日记:“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同日周作人日记则很简略:“下午L来闹,张徐二君来。"

  鲁迅说的“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应该就是周作人夫妇一方所述造成兄弟失和的直接原因,而鲁迅并不承认;亲耳听到者除鲁迅外,还有张凤举、徐耀辰和羽太重久。这三个人都没留下文字材料。但是张凤举和徐耀辰私下曾经与人谈论“此事”。见郁达夫《回忆鲁迅》:“在我与鲁迅相见不久之后,周氏兄弟反目的消息,从禄米仓的张徐二位那里听到了,原因很复杂,而旁人终于也不明白是究竟为了什么。……据凤举他们的判断,以为他们兄弟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至于林语堂说:“听说他与他的弟弟岂明(作人)发生意见,是因为这日本弟妇的关系。我也不得其详。”(《忆鲁迅》)就不知是直接听张、徐所说,还是辗转得知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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