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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洪业——皇太极的盛京春秋》,作者:韩春艳,出版:哈尔滨出版社

后金天聪元年(1627年)九月初二,皇太极正式即位,使得努尔哈赤死后的政权危机成功地软着陆,并形成了以皇太极为大汗的四大贝勒共同执掌政权的政治格局。但推举出来的新汗“若不纳谏,不遵道”,众人还有权罢免他,而“更择有德者立之”。

要武功也要文治

“士”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特殊的集团。他们与官僚相结合的产物,为士大夫,是知识分子和官僚的胶着体。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打破了统治阶级垄断教育的局面,变“学在官府”为“有教无类”,使传统文化教育播及到整个民族。这样儒家思想就有了坚实的民族心理基础,为全社会所接受并逐步儒化全社会。

一个农民家庭如果企图获得很好的社会地位,唯一的道路是让他的后代读书、做官。在整个社会没有其他出人头地的门路的时候,这条经过多年的奋斗才能取得荣誉的道路上,挤满了如蚂蚁般勤奋而数量巨大的读书人,最终能够胜出者,却只是极少数的精英人物。

关于“士”的理论标准,孔子给出这样的定义:“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这就是说,光有知识的人不是士,只有严于律己、忠君爱国的人才能称为士。荆轲一直被当做士的楷模,“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种为了君王托付的使命,不惜付出生命代价的豪迈气概和高洁品质被视为一种精神典范。

科举制度的完善,从政治制度上保证了士大夫群体是一个精英知识分子阶层。反过来说,封建皇权统治也需要饱读儒家诗书经典的精英级人才,为之忠心耿耿,出谋划策,死而后已。

努尔哈赤在世之时,八大旗主贝勒尽管互不干涉各旗内政,互不服气,但对努尔哈赤却十分恭顺,不敢违背他的旨意。皇太极初登王位,处境十分尴尬:明为天子,实不过一旗之贝勒。无论从辈分、实力、威望哪方面看,都不能与“先汗”相比。代善倚老卖老,阿敏桀骜不驯,莽古尔泰骄横日甚。

对中原文化有着深刻体会的皇太极就将具自我牺牲精神的“士”作为他重要的选择:通过扶植以文馆诸人为代表的儒臣势力来抑制骄横跋扈的军功集团,从而削弱满洲贵族军功集团对其统治的威胁。

于是皇太极开始笼络和重用汉官,主要表现在:将汉官从满官之家拨出;使汉官仍任旧职,重用厚养;重礼相待,耐心求贤。随着后金社会封建化的深入演变,以皇太极为首的后金统治阶级从奴隶主逐渐转变到封建主的地位,与明朝的降官败将相互依存,构成利益一致的统治集团。

皇太极的汉族合作者们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将大权集中于皇太极手中的改革建议。在此之前,战利品皆先在各贝勒之间平均分配,再由他们分赐给本旗将士。

而此时,皇太极听从汉族谋臣的建议,规定要先将全部战利品的百分之三十送进汗的府库,再由八家之主分享其余的百分之七十。赐旗人钱物酒宴的费用,则由汗亲自支付,不再由贝勒以旗主身份分别支付。

皇太极的另一项举措是在政治上迅速扶植一批自己的亲信势力并委以重任:晋封三十二名固山额真、佐理国政大臣辅佐各旗旗主,处理各旗旗务。这些官员的任务就是削弱、限制旗主权力,同时充当耳目,监视各旗旗主行为。

两年之后,皇太极以不愿三位兄长过于劳累为理由,取消了四大贝勒按月轮值管理国政的制度,改由四小贝勒代理。

由于被剥夺了向本部旗人施予封赏的权力,并被迫与大汗指派的官员分享各旗的权威,各大贝勒对出这些主意的汉人比以往更加厌恶。

曾参加圈点改造老满文工作的达海不仅是文馆满人职员中的佼佼者,也是善于团结汉官的典范,因此受到皇太极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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